当年审胡风案的人出书了,被审的罗飞今天评这本《我所亲历的胡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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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12-09 07: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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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应《我与胡风》一书约稿,写过一篇回忆我与胡风和阿垅交往的文章,提到1955年6月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而被逮捕审查的具体遭遇,有这样一段场景:


一次夏夜提审,开始一位审讯员面目和善,颇亲切地向我申言:“你现在还是共产党员,你应该帮助党弄清楚胡风这伙人的真实面目。”当时虽然作为一个被囚禁的党员,我真正想忠实履行入党誓言的,真实地把所见所闻全部坦诚报告,于是我忠诚地叙说了我从未见到过胡风及其友人有过什么反革命言行。

另一个审讯员立即火冒三丈,勒令我交代参与胡风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实。“你应该清醒些,这是什么地方?你现在是什么人?——这里是监狱!你是——犯——人!不是反革命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从实招来:“胡风不是反革命。”

深夜凝固了的空气突然被撕裂,审讯员怒目圆瞪。猛地拍桌站起,高声吼叫:


“拿——证——据——来!”

一个被关进囚牢,什么都被剥夺了的犯人能拿什么证据?


上面引文中提到的“面目和善”的审讯员,给我印象很深。试想深更半夜,一个案犯被突然“提审”,正昏头转向,从监室被武装士兵押进审讯室。这个“审讯室”,王文正口述《我所亲历的胡风案》(沈国凡采写,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书中介绍是:“在建国中路二十六号二楼。房间较大,约有二十多平方米。房间中间放一张桌子,后面放两张座椅。坐北朝南——这是审讯人员和记录人员的位置。在这张桌子的另一面,放着一张椅子,这是供被审讯人员坐的。除了这些,屋子里无别的东西。作为审讯员,我觉得这屋子空荡得有寒意。那些被莫名其妙冠上‘胡风分子’的人,在这里被审讯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沿途绿灯全灭,一路红灯。首先给人一种精神上的震慑。在这样的气氛中见到坐在审判位置上“面目和善”的面孔,使惊惶的心镇定。那个夏天好像特热,他们身旁有个小风扇。他还在不停地用手帕擦汗。与他旁边的同事相比他显得胖些。他旁边坐着显瘦些的审讯员,就是站起来对我拍桌打板凳的那位,我印象中他显得矮小委琐。年轻的记录员,始终只低头写字。


他们的名字我始终不知道。当然没有必要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案犯”打听审讯员的名字,什么意思?

只有几十年后,当我读到《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一书,我见到照片才知道,那个面目和善的审讯员就是王文正。

 

 

书中内容,唤醒了我几十年前的疼痛经历的一部分。在这本书里,只在写到阿垅的部分,把我作为“证人”而不是作为“成员”而提及。这本书265页有这么一句:“1948年至1949年春,阿垅说服蔡帜甫,多次将蔡所知道的有关国民党的军事部署、武器装备资料通过杭行(罗飞)由领导他的地下党(员)甘代泉同志转交给了地下党组织,杭行和蔡帜甫也都曾多次证明;(下略)……总之,这一切都说明了,阿垅正是利用自己‘反动军官’这一身份来默默地作贡献的。”


从1955年5月下旬到这年年底,大约又有多次我与王文正有过面对。他问的问题是尖锐的,对我的每句回答又都推敲和质疑。我想这是一种正常状态,正如那位常伴他同来提审的瘦瘦的同事所说:“不是反革命,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这里是监狱,不是什么仁慈的地方,对“案犯”摆出一副声色俱厉的架势,这在审讯员似乎理所当然。而根据我的回忆,王文正似很少表现出这样的态度。我过去只认为他也是“公检法”舞台上分工的一员,画着色彩不同的脸谱。只有从他口述的这本书里我才深悟到他在办案时的另类心态。当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六亿人中大多数处于亢奋状态,醉眼蒙胧地猛扑向一个巨大的幻影,个个都像着了魔样把虚妄当作实有,自己吓唬自己的时候,王文正却乃少有的清醒者之一。因为他见到了真实的人而非妖魔,纯真的党性使他敢于认真,和别的做假的人区别开来。


正因为办案人员正处在能够洞悉其真相的核心部位,他可以接触到一般人所不能触碰的资料,他可以直面囚中的真假“罪犯”,用他智慧的钥匙而不是刑具所能打开的真实的心灵,窥见过去和现在那秘不示人的思维活动和行为。刑具橇开的潘多拉魔盒,冲出来的只能是“谎言”和伪造的“罪行”。他口述的这段历史,至少可以使人增知、醒脑。

20世纪50年代的胡风及逮捕证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该书第二章《审讯“少帅”张中晓》,开始王文正详细叙述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有关张中晓与胡风通信摘录片言断语所加极其严肃而充满政治色彩的注文、按语,说明张中晓因批评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被视为罪大恶极。根据公安部的指示——上级一再强调,要查出他的政治背景,查出他与胡风的关系,目的是要证明胡风及其同伙的反党反人民的罪行。(168页)


可是当王文正真正见到了张中晓正带着惊慌的目光看着他时,他不能不“同情起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来。”他吃惊于他的年轻,只有25岁。他怀疑:从外表上看完全是一个涉世不深的书生,他是“反革命”吗?可是以一个公安机关的审讯员的身份,他“又想:万不可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上级已经多次讲过了,不能小看这些人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人民政权,那还得了呀!”(153页)所以审讯员王文正说:“我感到身上有一种沉甸甸的压力。”于是他在审讯中难免要大声呵斥张中晓,对他施加压力。但这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跟其他的‘胡风分子’不同,没有历史问题。”无小辫子可抓。


王文正很坦率地说:“对于张中晓这样一个重点的胡风集团骨干,审不出问题来就不好交待,我也有些着急。”(169页)


就这样,在审讯张中晓的过程中,两个人不断地发生顶牛,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能说服谁。

1954年国庆节张中晓(左)与诗人卢甸在北京北海公园


后来,我又再次去查,张中晓除了与胡风的关系之外,的确再无别的社会关系,也的确再无别的政治背景。


虽然上面一再要求审出一些“政治背景”来,我也想尽快地完成这项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但作为办案人员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违背事实,我只好如实地向“胡风专案”的领导,做了汇报。”(170——171页)


可以想象得到:审讯员王文正审讯张中晓的过程是困窘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既要作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就要按照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办事,他做到了。


我敬重他。


至于查实尚丁、曾卓军统特务疑案确实棘手。要知道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稍有疏忽就可能使两个清白的同志从此遭受污损,永无洗刷的机会。


王文正一接到这个案子时,就说:“从公安部转来的材料上看,在军统局的特务花名册上有尚丁和曾卓的名字,这是白纸黑字,如果没有周恩来的过问,依据这个也可以定案。”(178页)现在再查,王文正经过种种艰难险阻,终于还两个同志的清白。


他亲自审讯了已被囚禁定罪了的军统局特务陈兰荪七次,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他与陈兰荪这个狡猾的特务斗智斗勇;为了采集第二个证据,又查阅了中统制造“校场口事件”的已被镇压的主要特务刘野樵交代情报来源的档案,其中没有提到尚丁和曾卓;为了取得第三个旁证,又根据专案组的要求,硬是在雨中跋涉在安徽淮南治淮劳改工地上找到病入膏肓的张姓犯人证实陈兰荪为了得到一笔经费,才伪称尚丁和曾卓为特务“运用员”。这里我们不仅要看到王文正不畏艰苦,要把悬疑查得清清楚楚的结果之可贵,特别是当时众人皆崇尚宁左毋右的气氛中,他能与那类被潮流裹挟而进的人相区别,冒着被怀疑为阶级觉悟不高的危险,坚决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而这正体现了他的人格和对党的忠诚。但他的这种忠诚,却在十二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吃尽苦头,而这也让他的大脑更为清醒。所以他把亲历的这段办理胡风案的经历写出来,以警后世。用他的话说:“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启示,自己亲历的共和国历史上的大事必须要用文字固定下来,否则多少年以后,一些人会为了个人的私利,想方设法地来歪曲事实,后人也无从考查。”(206页)


作为审讯员,面对阶下囚,很显然居高临下应系常态。王文正自己与各式各样海内外的敌特面对面斗争可谓是老手。可是王文正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遇到了这个棘手的“大案”。面对的“阶下囚”竟然是一批“共产党员”,或者对共和国政权的夺取或大或小有过贡献的党外人士,这不能不在内心里存在疑惑。尤其是冤案制造者不管怎样鼓捣,帮凶小人如何处心积虑、挖空心思采用断章取义,曲意陷害的手段以期达到欺世盗名的目的,但被其役使的众多人中,必有良心未灭之士,正是他们接触到真相内核部分,不能不使之清醒。


当王文正为查清罗洛的政治背景赴四川外调,他从成都市公安局监狱提审罗洛好友,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四川组织”的“总头目”的林祥治时,那“胡风分子”的表现就深深地打动了他:


林祥治被带进来了,他直着身子站着,用一双锐利的眼光看着我。

我仔细地看了看他,这是一个很有血性的青年。一张方脸,棱角分明,腰挺得笔直,一派宁折不弯的样子。

自从事公安工作以来,我曾审讯过很多人,这中间有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有从海外潜入大陆的敌特,也有一些被错定冤案者,但没有一个像林祥治这样如此大胆地面对着我的目光。我开始从心底对他表示敬佩,到底是一个在惊涛骇浪中过来的中共地下党员。可是我心中又暗暗担心,不知对他的这次“审讯”,不知是否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让他坐在我的对面,并给他倒上一杯开水。(谈话内容略——引者)

在与林祥治的交谈中,我发现这是很坦诚的人,说话从不吞吞吐吐,事实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也不看我的脸色,也不停下来揣摸我问话的意思,我初步断定这个林祥治说的都是真话。

(谈话内容略——引者)

与林祥治的谈话一共三个多小时,两个人一问一答,他都毫不回避自己的看法与认识。看得出来,他也不想隐瞒什么,对于组织这是一个坦诚的人。

正是由于林祥治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坚强和诚实才使罗洛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最后我问他:“你能为你今天说的这些话负责吗?”

林祥治说:“当然。”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竟在关押中被弄成神经错乱。(略)

林祥治的形象至今还活在我的脑子里,这段历史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沉思……(242——245页)


在办理胡风一案过程中,王文正并非一开始就是那么清晰地看到了事情的实质,经过了许多无法改易的事实摆在面前不能不促使他思考。“在调查尚丁‘军统特务’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感觉到胡风集团一案有许多与事实不符的人为的因素。在当时的形势下,我虽然也有“左”的思想,做过一些“左”的事情,但作为一名办案人员,尊重事实,应该是最基本的东西。这一点我还是始终不能忘记的。”


由于他良知未灭,有时在审讯中一言不发,保持沉默。现在回想起来,有好几回他和同事来提审,我与他的那位同事“顶牛”的时候,他从不帮腔。只是反反复复用手绢不停地擦汗……那时自然无法跨越这段审讯员与“阶下囚”的政治距离。

 

 

反胡风运动以“三批材料”作为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阴谋推翻新政权的“真凭实据”1955年6月15日编印成书,公开向全世界发布,隔了一个月,7月15日又以“党内文件”名义发文,斩钉截铁夯实这个“集团”种种“罪状”。作为办案人员也就以这两个文件为依据,逐条审讯落实,但这些罪状从未与“犯人”见面。因为这些所谓“罪证”一旦公开,基本上会很快水落石出。试举两个最为突出,最为严重,让人胆战心惊的罪名为例:


一、“第三批材料”一开始就亮出胡风阿垅“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就有密切联系”的“判决”,铁证是胡风自上海1947年9月26日给阿垅的信,内容是:要求阿垅去找当过国民党北平警察局局长的陈卓,通过他的关系援救当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贾植芳。可事实是:胡风、阿垅、陈卓三人都互不认识。连一般联系都没有,何谈“早就”“密切联系”。


二、“第三批材料”的第二条就揭露:绿原乃中美合作所的美蒋特务。铁证是:1944年5月13日到差两天前写的,绿原自重庆给胡风亲笔信。其内容是:“我已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磁器口,十五日到差,航委会不去了。”可事实是:绿原逃离重庆,由何剑熏介绍到川西岳池县教书去了,根本未去中美合作所。如果其他“罪名”需要经过内查外调从各方面取证得花费时日的话,这两个“罪名”可以很快一清二楚,但就这极容易纠正的错误,也迁延23年后才大白于天下。


审讯我时,审讯员迫使我交代罪行,扬了扬手中的小册子说,就在《第三批材料》中点了我的名。但我在狱中始终未见到点我名的文字,直到出狱后我才发现其中“批注”和“按语”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而当年那些依照这本材料的“批注”和“按语”口径写的揭批文章,只有一直错下去,以至60年后,在这本书中仍有这一缺陷。


点我名的“信摘”如下:


十五、一九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阿垅

给罗洛信(自天津)

你,如果能够到雪苇那里,极好。这个人,虽然我接触得不多,在延安曾经接近过,是一个强有力的、严肃人物,到他那里,工作和别的,都有更大的益处的。看样子,飞兄,元化调到那里,大概是要做一些事情,而且还是决心和魄力的表现的。

[飞兄、元化]即罗飞、王元化。阿垅在这封信里竭力赞美刘雪苇,说明他早在一九三八年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了关系,阿垅认为罗洛、罗飞、王元化等能调到刘雪苇所主持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去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事实可真是这样,胡风集团霸占了这个出版社后,就以此为据点,进行了许多反革命活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96页)


从“材料”所加这一“注释”可以看出,摘这一段,目的在于“证实”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是“胡风集团”的“据点”,断言被他们霸占了这个出版社以后进行了许多反革命活动。但请注意:这片断的信里并无“新文艺出版社”字样,只是说:“雪苇那里”、“他那里”、“飞兄,元化调到那里”;三个“那里”。——首先弄清:“雪苇”是谁?其次,这“那里”究竟指“哪里”?


雪苇,本名刘茂隆,贵州郎岱人,1912年生。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入党,1935年为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在贵州和上海地下党活动中,两次被捕,经审查未发现问题。在上海参加“左联”时,被选为左翼作家联盟第二届执委;我听胡风说,雪苇当时二十多岁,是最年轻的执委。1937年到延安,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所属“解放社”出版科科长。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1942年5月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据他自己告诉我,后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讲话”全文,用的就是他的记录稿。他后来根据讲话精神写了《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得到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收有给雪苇信件。抗战中胡风编辑的《七月》文学杂志,就是通过雪苇送给毛泽东的。对此雪苇有文字记载:


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我在“解放社”,胡风在武汉办刊物《七月》,这一段我们通信较多。丁玲在1937年10月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去前方,我成了《七月》在陕北的“代理人”:把每期胡寄来的《七月》分发出去,一些分给延安的作者,一部分给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毛主席和洛甫同志。毛主席来信说喜欢读“座谈会记录”,我转告了胡风。1938年的通信比较多……武汉失守,胡风去重庆以后,……从此直到解放战争胜利,我们便连通信也没有了。

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随军南下,和部队一起进上海。在丹阳时我已被指定参加筹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工作,虽然工作紧张,也抓紧去胡风家。……

1951年下半年,我调离革大,到华东局宣传部任文化处长。批判《武训传》工作告一段落,受命组建公私合营的新文艺出版社。(《我和胡风关系的始末》,《我与胡风·增补本》下册69~70页)


雪苇从1937年“八一三”发生后不几天离开上海,十二年以后的1949年7月他才回到上海。我和雪苇初次见面是在1949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日,我们应梅志之约到上海西郊万国公墓凭吊鲁迅先生。我记得当时在万国公墓见面的有梅志、阿垅、雪苇、罗洛、化铁、罗飞和庄涌。


雪苇那时的工作岗位是“革大”。我抓住机会为《起点》约稿,这就是发表在《起点》创刊号上的《纪念鲁迅的话》。


其次,顺理成章必须弄清阿垅信中所说罗洛要调去“那里”,究竟是何处?


我可以肯定地说:信里所说雪苇“那里”是指“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化处”,具体地点在上海常德路420号,而不是新文艺出版社,因为这时还没有这个单位。


即使从这已经掐头去尾仅仅留下了93个字中,也可以看出端倪。请看:一开头就用的虚设语气。“如果”二字就说明这时罗洛还没有到“雪苇那里”,而从上下文看,我和王元化就已经在雪苇那里。事实是我们三人是由华东局宣传部作为党组织安排同公方代表一同进入新文艺出版社的。


原《文汇报》资深记者姚芳藻曾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新文艺出版社组成的经过。她说:“王元化是这个出版社的副社长,这个出版社,是华东局宣传部委派文艺处处长刘雪苇和他一起创办的。出版社的人事,是经华东局宣传部决定的。王元化当时在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当然是最合适的总编辑人选了。罗洛、杭行本来就是文艺处的干部,刘雪苇和王元化经过组织邀请他们一起进行筹备工作,也顺理成章。”(转引自《清园先生王元化》一书59页。原刊《上海滩》1994年第3期,姚芳藻:《胡风冤案上海蒙难者》)我要说的是,这些都是铁的事实。要知道这时候,我们都很年轻,罗洛才24岁、我26岁、王元化也刚三十出头。建国初期,需要用人之际,而且都有过党的地下工作的磨练,华东局宣传部以党委名义派我们去组成新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出版社也是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做出的决定。至于以后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胡风和胡风友人的书那也有历史原因,但绝不是我们从华东局宣传部派去几个党员所擅为,至于那些书稿中所谓“政治错误”,也已为历史所证明:是捏造出来的。


平反后,公安部发表的信件中,此信摘原件佚失,我从未见到全文,否则还可发现更多的证据。


好在据王文正书中披露,他们见到过全文:


公安局在查获了这封信之后,我的同事王良同志左看右看看不出“敌情”来,就将其放在了一边。

谁知道这封信后来却被送到了公安部,经有关机关拿去一分析,问题可就严重了。(238页)


王文正和王良,从全文中未能发现问题,当他们见到三批材料的摘引后,不禁深为感叹:“我们只能恨自己是拿着枪杆子从炮火中出来的人,阶级觉悟和分析水平都不及那些握笔的‘秀才’。”(239页)


没有失去良知的人们,如王文正和他的战友王良,从信里没有发现“敌情”,他们初始的感觉是准确的。他们在后来读到被无限“上纲上线”的“批注”和“按语”,而自愧“阶级觉悟”和“分析本领”不及那些“秀才”。几十年后历史证明正是有良知的审讯员王文正和王良应该自豪,而不是“自愧不如”。

 

 

我最早读到胡风案办案人员写的回忆是王康的《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经历》。此文刊于1999年12月号《百年潮》上。在刊物封面上标为“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遭遇”。读完全文,“遭遇”云云,无非是在办案的当年,他接触到核心机密,坚持党性,按实事求是原则在内部会上说出了真话,于是受到了处分。


王康原是中宣部文教干部处副处长,中央胡风专案组一成立,就把他调去了。他1955年5月16日去,晚上8时左右就奉命去逮捕芦甸妻子李嘉陵,9时去陆定一部长办公室汇报,已经得知这一案件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并指示逮捕审查的。王康说:“当时自己深信毛主席决定的案件是不会有错的。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过去我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时,曾参加过‘抢救运动’和甄别工作。‘抢救运动’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就是在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和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下得到纠正的。”他也知道那“三批材料”的按语写得“十分明确和严厉”,也是毛主席的手笔。“那时我对毛主席所作的结论是深信不疑的。”就是这位忠贞的共产党员了解到原先三批材料中所罗列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如查阅敌特档案,原先想查出胡风及阿垅等人的政治劣迹时,却相反发现胡风原来是被国民党严密监视,重点打击的左翼人士。同时也很快发现原来绿原与中美合作所毫无关系;周恩来和廖梦醒等人都证明阿垅是中共军事情报员。这些具体事实早在1956年就已查清,在查清以后,当时负责这一案件的陆定一、周扬、罗瑞卿硬是捂住盖子,还要把这些无辜的同志判刑的判刑,流放的流放,直到二三十年后才得到彻底平反,此时已经有好些人离开了人世,活着的也垂垂老矣!


随后我又读到《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刊出的王增铎同志《还阿垅以真面目》的文章。王增铎是原公安部文化保卫局具体经办胡风专案的工作人员,这篇文章如题所示是专谈阿垅的案情,未旁涉其他,涉及我与阿垅交往的部分细节写得较详,我已在《我与胡风》一书增补资料中引用过,不再赘述。


此文特别值得珍视之处,是它公开了阿垅写给审讯员转交上级部门一份申诉书。写时是1965年6月23日,他逝世于1967年3月17日。这应该是他临终前的正式遗书。


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被关在囚笼中的革命者被迫发出呐喊:“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其悲壮,真是掷地有声。


而就在这之前,也曾传出过阿垅的口头遗言,据说,在他奄奄一息时,要求见到狱中负责人,留下口头遗言:“我不久于人世了,我看不到真相大白的一天,很痛苦——我是革命者,不是反革命,我是冤屈的。但我还要说,党是伟大的,革命事业是伟大的,我个人的委屈,不算啥,只希望以后这样的事不要再发生了……”(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双月刊82期,2000年3月24日)

阿垅


他为见不到真相大白的一天而深为所苦,语调之凄楚似犹在耳,临终“只希望以后这样的事不要再发生了……”读罢除了感叹唏嘘,实在无话可说。


历史,当然意味着还原真实。当年参与办理胡风专案的当事人留下真实文字记录极少,首先站出来为历史作证的人,更值得敬重:在他们身上良知未灭。


这个事件不仅是个跨世纪的话题,也许还要长期有人说起它,因为它已是历史上绕不开的存在。这个事件的众多的经历者,无论是整人者或被整者,不管是什么方式,被人为的或自然的,总要进入历史。“人不能一手遮天”这说的是空间,“人不能一手屏蔽历史”才是时间概念。因之,把历史真相告诉人们,才是文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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