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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位大师,每人都特别

中华收藏协会2018-04-16 11:57:41

王羲之(303—361)是东晋著名书法家、文学家。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徒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早期师从卫夫人,后博览名家法书,博采众长,精研体势。草书多取法张芝,楷书师法钟繇,一变汉魏朴质书风,创立了妍美流便的王体书风,被后代尊为“书圣”。王羲之楷、行、草无所不能,所书《兰亭序》尤为脍灸人口,被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等书法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传世唐代摹本有各家所临的《兰亭序》、《十七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初月帖》等。

  书圣王羲之,以其冠绝古今的书法艺术,成为中国书法艺术星空中最耀眼的辰星。他的书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代许多著名的书家几乎无不深受其遗泽。
  王羲之(三○三~三六一),东晋伟大的书法家,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他出身于两晋名门望族。祖父王正,官尚书郎;父亲王旷,官淮南太守;伯父王导更是闻名于世,是东晋的丞相,因此王羲之一出仕便为秘书郎,后为庚亮的参军,最后官至右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小时候,王羲之由于口讷,不善言辞,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七岁开始学书,拜师于著名女书法家卫夫人。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二十岁时,被当朝太尉郗鉴选为佳婿。王羲之因为少有美名,而立之年,被征西将军庚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很受信任。王羲之为政清廉,朝廷公卿都喜爱他的才干,屡次征召为侍中、史部尚书等职,可王羲之的志向不在做官,他一次又一次推辞不就。当他不得已而任官时,他决不尸位素餐。在他任职期间,曾对宰相谢安和参与朝政的殷浩提出过重要而又切实的政见。他还对饥民开仓赈济,经常上疏,要求减免赋役,在他的力争下,终于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王羲之五十三岁时,因耻于在骠骑将军王述部下供职,便借机称病告退官场。此后他清茶淡饮,脱尘去俗,幽处颐养,了此一生。三六一年,五十九岁的王羲之过早地谢世了,但他的艺术成就却永彪史册。
  王羲之七岁学书,十二岁看“笔论”,后来就学于叔父王与卫夫人。王羲之书法虽有家学,但不是师法一家,是博采众长,全面继承传统的结果。王羲之书法一变汉魏朴质书风,创妍美流便之体,遂臻神妙,从而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的高度,赢得了“书圣”的美誉。王羲之对真书、草、行诸体书法造诣都很深。他的真书势形巧密,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他的草书浓纤折中;他的行书遒媚劲健。人们称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千古名迹《兰亭序》号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晋穆帝永和九年(三五三)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余人在会稽郡山阴的兰亭举行宴会。当时正值良辰佳节,面对山水美景,大家尽情欢娱,饮酒赋诗。最后由王羲之当场挥笔,为诗集作序,这就是文书俱绝的《兰亭序》。《兰亭序》上承蔡邕笔论之旨,集篆、隶、章草之法,线条如行云流水。在字体结构上极尽变化,有的像楷书,有的如草体,平稳中寓险峻,婀娜多姿。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全文有二十余个“之”字,都变转悉异,无一相同。明董其昌评曰:“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大或小,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千百年来,《兰亭序》倾倒了无数帝王将相和墨客骚人,历来被认为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珍品。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此十分珍爱,推为王书第一,玩赏一生,死时将其殉葬昭陵,今人所见皆为《兰亭序》临摹本。行书是王羲之成功的主要书体,除了《兰亭序》外,还有《快雪时晴帖》、《姨母帖》、《平安帖》、《何如帖》、《丧乱帖》、《奉橘帖》等。《快雪时晴帖》列为“三希”之首,此帖用笔圆转流利,风格妍媚,书法精美,久负盛誉。《姨母帖》勾摹精妙,有“天下真迹一等”之誉,其书法风格端庄凝重,笔锋圆浑遒劲。《初月帖》行笔自然洒脱,气势连贯。《奉橘帖》妍美遒丽,神采宛然。在众多的行书字帖中,反映出王羲之两种不同的风格:一曰古质,一曰流便。《姨母帖》为第一类,是王羲之早期的作品,其结字和用笔都存在较浓厚的隶书笔意。《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等为第二类,是王羲之晚年的作品,行笔流便,雍容酣畅,与《姨母帖》书风迥然不同,姿致之态跃然纸上。
  王羲之行书名垂千古,草书亦直追张芝,为“草圣”后又一位伟大的草书家。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有《初月帖》、《行穰帖》、《远宦帖》、《长风帖》、《十七帖》等。其中《初月帖》是王羲之存留最好的书帖之一,此帖用笔中锋为主,结字大小不一,或长或短,或平正或欹斜,皆随字形和性情而定,行字不求垂直匀称,行距不求密疏划一,体现出一种错落跌宕、变幻莫测的风格。《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亦是王羲之传世著名的刻帖之一,因卷首有“十七日云”而得名。其书法端庄凝重,顿挫有力,笔势婉柔圆润,以浑劲见长,转折收笔用方,一刚一柔,对比鲜明,妙趣无穷。宋朱熹曾说:“十七帖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为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昔日唐太宗好右军书,收集王书三千纸,以一丈二尺为一卷,此即其中一卷。此帖内容为信札,书写随便,颇见天趣。笔力雄健,法度谨严,故历代多以其为学习草字的范本。
  王羲之的书法颇为世所重,相传当时人们都以拥有他的字为宝。有一则故事说,王羲之性爱鹅,一道士深知其所好,为了得到他亲自手书的《道德经》,特地养了一批品种极佳的好鹅,王羲之求鹅心切,只好以“白鹅换书”,这则故事早已成为艺术史上的趣谈。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书苑,后人对其有极高的评价。庚肩吾将其与张芝、钟繇相比:“功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功夫过之。”梁武帝萧衍评其书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酷爱其书,赞道:“详察古今,研精篆素,书善书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壮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以,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中国书史上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他以毕生的精力在书法艺术的殿堂上竖立起一座“尽善尽美”的丰碑,永远为后世所景仰。


  欧阳询(557—641) 是唐代初最具代表的著名书法家。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其书初学二王,吸收汉魏晋以来隶法,别创新意,笔力险劲瘦硬,意态精密俊逸,自成“欧体”,对后世影响深远。张怀《书断》称其书:“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欧阳询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家”。存世书迹尚多,墨迹有《梦奠帖》、《卜商帖》、《张翰帖》等,碑刻有《化度寺碑》、《九成宫碑》、《皇甫诞碑》等。

  欧阳询是我国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一位书法大家,他经历了南朝陈、隋、唐三代,主要活动在隋朝。隋统一中国后,不仅在政治上结束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而且也使包括书法在内的文学艺术等开始了南北融合。在南北合璧的大潮中,一代书家积极吸收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派和以魏碑为代表的北派的南北两派特点,并力求书法艺术有所发展。到了唐朝以后,楷书风格尽管不一,但皆法度严谨,结字端庄,有匀称、协调、和谐之美,“唐人尚法”正体现出这一时代的风貌。在初唐诸家中,欧阳询是最具代表的著名书法家。
  欧阳询(五五七~六四一),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欧阳询身材矮小,其貌不扬,陪悟绝伦,博贯经史,学识渊博。学书能笃志专精,曾途见晋代索靖碑刻,竟流连三日,揣慕书中奥秘。据史书记载,欧阳询“虽貌甚寝陋,而聪司绝伦,读书即数行俱下,博览经史,尤精三史。”早在隋代,他的书法就已很有名,“尺牍所传,人以为法”,曾经做过太常博士。到了唐朝,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人称“欧阳率更”。率更书学“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及北齐刘珉等人,后自成一格,人称“欧体”,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家。
  欧阳询的书法以“二王”为基础,继承北派魏碑传统。他能撷采百家,善学思变、刻意求新,故能将南朝风采、北派精粹熔为一炉,创出风貌独具的“欧体”来。“欧体”的点画基本上以方笔为主,间用圆笔。落笔为藏锋,行笔雄健含蓄,收笔多回锋。点画讲究相互呼应、贯气相同的点画并列便讲求变化。“欧体”的结构稳重,法度森严,于平正中见险劲。越是险劲的字,越是显得稳重。虽然欧书字形长短、大小、欹斜不一,点画气势开张,极尽变化,但仍然感觉极其沉稳。唐张怀瓘《书断》云:“欧阳询真行之书出于大令,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
  欧阳询的书法成就以楷书为最,笔力险劲,结构独异,后人称为“欧体”。其源出于汉隶,骨气劲峭,法度谨严,于平正中见险绝,于规矩中见飘逸,笔画穿插,安排妥帖。其他书体,也无一不佳,唐张怀瓘《书断》中说: “询八体尽能,笔力险劲,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犹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宠之势,风旋雷激,操举若神……其草书迭宕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其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虞世南说他“不择纸笔,皆能如意”。欧阳询的楷书,用笔精到,笔画方润,结构爽健,意态精密,腴润有致,纤浓得中,峻挺险峭,被历代学书者所重,多奉为范本,对后世影响很大。所写《九成宫碑》、《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虞恭公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行书以《梦奠帖》、《卜商帖》、《张翰帖》等为最著名。欧阳询的《九成宫碑》是记载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泉水之事。此碑用笔方整,且能于方整中见险绝,字画的安排紧凑、匀称,间架开阔稳健。明陈继儒曾评论说:“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者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明赵涵《石墨镌华》称此碑为“正书第一”。《皇甫诞碑》为欧阳询早年所书。此碑用笔紧密内敛,刚劲不挠。点画重在提笔刻入,此为唐初未脱魏碑及隋碑的瘦劲书风所特有的笔法特点。杨士奇云:“询书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论者谓虞(世南)得晋之飘遗,欧(阳询)得晋之严整。观《皇甫诞碑》其振发动荡,岂非逸哉?非所谓不逾矩者乎?”清翁方纲说:“是碑由隶成楷,因险绝而恰得方正,乃率更行笔最见神采,未遽藏锋,是学唐楷第一必由之路也。”《化度寺碑》历来被公认为是欧阳询的书法代表作品,用笔瘦硬,意态精密,结构严谨。元赵孟评论云:“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化度寺碑》又其最善者也。” 清翁方纲对此碑书法评价极高,认为此碑胜于《九成宫碑》。赞誉虽嫌过头,但可以说明此碑的书法确有其独到的地方。欧阳询在八十多岁所书《虞恭公碑》已达到了艺术的化境,细观此碑书法已脱离了“ 欧体”在《九成宫碑》,《化度寺碑》中所具有的凝厚严谨的特征,而更趋于自然流畅。此时欧阳询作楷书已能随心所欲,运笔自如。明赵涵《石墨镌华》评云:“此碑字比《皇甫》(《皇甫诞碑》),《九成》(《九成宫碑》)善小,而书法严整,不在二碑之下。”并叹:“时信本已八十余,而楷法精妙如此。”此帖的风格与欧阳询的楷书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是以险取胜。字的重心压在左侧,而以千钧之势出一奇笔压向右侧,使每个字的结体形成一种逆反之势,然后再向右用力使之化险为夷,真可谓“险中求稳,别有乐趣”。清乾隆帝评论道:“妙于取势,绰有余妍。”
  欧阳询最大的贡献,是他对楷书结构的整理。他的楷书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十分严肃的程式,最便于初学。后人所传“欧阳结体三十六法”,就是从他的楷书归纳出来的结字规律。
  欧阳询以楷书名,他的行书也很出色,其中以《梦奠帖》为最佳。此帖结体富于变化,集中代表了欧体劲险而姿妍的特色。墨色浅淡,结构严谨,修长挺拔,锋芒劲厉,硬笔急书,转折自如,无一笔凝滞,气韵流畅,妩媚而刚劲。元郭天锡跋:“此本劲险刻历,森森然如武库之戈戟,向背转折深得二王风气,世之欧行第一书也。”后又有赵孟、杨士奇、王鸿绪诸人跋。王鸿绪于帖后题跋云:“暮年所书,纷披老笔,殆不可攀。”认为此是欧阳询晚年之作。行楷书《张翰帖》体势纵长,笔力劲健。后有宋徽宗瘦金体书跋:“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鸡林尝遣使求询书,高宗闻而叹曰:‘询之书远播四夷。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墨迹传世,尤为宝贵。
  

  颜真卿(709—785)是唐代中期杰出的著名书法家。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太师”、“颜鲁公”。颜真卿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其书初学褚遂良、张旭、初唐四家,后广收博取,一变古法,自成一种方严正大,朴拙雄浑,大气磅礴的“颜体”,对后世影响巨大。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传世墨迹有楷书《自书告身》。碑刻有《多宝塔碑》、《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裴将军帖》等极具个性的书体。行草书有《祭侄文稿》、《争座位帖》等,其中《祭侄文稿》是在极其悲愤的心情下进入的最高艺术境界,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书法艺术星空,第一颗最亮的是王羲之,第二颗最亮的是颜真卿。王以行书称绝,颜以楷法盖世。书学在唐代为鼎盛时期,凡及楷书,言必称虞、欧、褚、颜,颜真卿即是其中最富革新精神的大家。其突出的书法成就不仅在书学史上矗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他那高尚的人品也深为后人所景仰,颜真卿其人其书都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颜真卿(七○九~七八五),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唐代杰出的书法家。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仕宦家庭,系著名学者颜师古五世从孙,幼年丧父。家境贫困,得到伯父颜元孙的抚养和教诲。开元中举进士,累迁侍御史,由于秉性刚直,为奸相杨国忠所不容,降为平原太守,故人称“颜平原”。颜真卿为人笃厚耿直,一向以义烈闻名于官场,宦海浮沉,不以为意。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安禄山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使司兵参军平驰奏”。正当唐玄宗伤心地喟叹:“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邪?”恰逢颜真卿派人报告平原郡有备独完时,唐玄宗大喜,盛赞真卿忠诚。安史之乱平息后,颜因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世又称“颜鲁公”。颜真卿的一生,一半是在朝廷的错综斗争中度过的。德宗建中元年(七八○),鲁公已七十一岁。这位声名颇重的四朝元老,由于其正直,仍不为宰相杨炎、卢杞所容。适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有蓄谋反叛之意,卢杞便怂恿皇帝派真卿劝降,朝中公卿闻言失色,而真卿毅然前往。真卿见到李希烈,严正宣旨。希烈养子等千余人拔刀威逼,要他投降,真卿面色不改。希烈软硬兼施,俱不得逞,遂派人将其吊死。一代名臣、伟大的书法家颜真卿就这样屈死贼手,享年七十六岁。颜真卿死后,三军恸哭,皇帝废朝五日,赠司徒,谥“文忠”。
  颜真卿从小就热爱书法艺术,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颜在书法上,不求小处的巧妙,字形宽绰丰厚,拙笔中涵雄秀,笔饱墨酣,突破了初唐楷书的规范,暗合古法,陶铸万家,自创新意,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把唐楷推上顶峰。颜真卿以悲壮的“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的人品,贴和壮美的时代风格,一寓于书,把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楷书规范,在规矩方圆中去寻求美、开拓美和创造美。
  纵览颜之书法创作,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五十岁以前。这一时期,以“二王”、褚遂良、张旭为师阶段,其书法特点是清雄坚韧。代表作为《多宝塔碑》,此碑为颜真卿四十四岁时壮年所作,结字平稳、谨严,一丝不苟,刚劲秀丽。虽然此碑还比不上颜成熟之期代表作,但它是颜书的第一篇,是颜楷成功的第一步。
  第二个时期:五十至六十岁。这个时期是颜仕途悲烈、书法成熟的时期,颜纳新意于古法之中,创立崭新的颜体。这一时期的作品有《颜勤礼碑》等。同时,在这一时期还有著名行书墨迹《祭侄季明文稿》、《争座位帖》等。《颜勤礼碑》系颜真卿六十岁时为其曾祖父颜勤礼所写的神道碑。此碑为颜精力充沛、笔法精熟之力作,其用笔之劲健、爽利,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颜楷中最富特征之长撇、长捺、长竖,具蚕头雁尾之势,稳健天成;竖笔直行直下,显得十分峻劲挺拔;横细竖粗对比强烈,结体由魏书上下左右相背而变为相向,造成体势的庄重、沉稳;其点如坠石,画如夏云,勾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像,低昂有态。全篇气势磅礴,是颜体中的代表作之一。《祭侄季明文稿》被人称之为“天下第二行书”。这篇祭文手稿,是颜真卿为与安禄山叛军作战阵亡的从兄颜杲卿和侄子颜季明所写的祭文。此稿点画飞动,沉雄郁勃,笔力苍腴遒劲,是颜书中的煊赫名迹。《争座位帖》是颜真卿在代宗广德二年(七六四)写给郭仆射的书信手稿。此帖书法气势充沛,劲挺豁达,历来为书家所重,米芾称为:“《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
  第三个时期:六十岁以后。这是颜真卿书法艺术臻妙绝顶的时期。这时期的作品有《大唐中兴颂》、《麻姑仙坛记》、《颜家庙碑》、《裴将军诗》等。这些书作,把具有高度美学价值而影响深广的“颜体”推入了极致。《大唐中兴颂》整作雄张茂密、浑厚刚劲,似有一种凛然正气咄咄逼人,显然与颜真卿正直的品格相互辉映。《麻姑仙坛记》此碑是颜真卿六十三岁时的书法作品,是颜体楷书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作之一。它除具横轻竖重、结体丰满、雄劲挺拔等颜体楷书的一般特征外,用笔易方为圆,竖笔易相背为相向,捺笔呈蚕头雁尾,转折处不折而转,结体疏朗宽博,通篇气象雄奇,独具特色。《颜家庙碑》是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所立家庙碑,述其家族经历与学问事业。它是颜真卿七十二岁高龄时之佳作。此碑宁朴无华,宁拙无巧,年高笔老,笔力遒厚,加上又是为家庙立碑,挟泰山巍峨气象,呈俎豆肃穆之情,如商周铸鼎,不可逼视。明王世贞赞叹道:“览之风棱秀出、精彩注射,劲节直气隐隐笔画间。”并称此碑“为今隶中有玉箸体者,风华骨骼,庄密挺秀,真书家至宝”。足见其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裴将军诗》是颜真卿晚年一件较为奇特的作品,因其书体与章法奇特,或疑非颜笔。但此帖风神胎息于《曹植庙碑》,大气磅礴,正非鲁公莫辨。《裴将军诗》或真或草,或正或斜,大小错落,黑白分明,真是出神入化。清何绍基云:“此碑篆隶并列,真草相兼,观其提顿挫处,有如虎啸龙腾之妙。”
  颜真卿,这位书坛的巨灵,千百年来,惟颜鲁公能比肩书圣王羲之,雄视阔步于书坛。唐代书坛以颜真卿为冠冕,他的书魂已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而又积淀成中华民族书魂的重要部分。《新唐书·颜真卿传》赞曰:“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英烈的日月人生,便是浇灌其书艺奇葩的不竭源泉。

  柳公权(778—865) 是唐代最后一位大书法家。字诚悬,生于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一个官宦之家。官至太子少师,故世称“柳少师”。其书法初学王羲之,后学颜真卿书,溶汇自己新意,然后自成一家,自创独树一帜的“柳体”,成为历代书艺的楷模。他的字取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故有“颜筋柳骨”之称。柳公权的传世作品很多。传世碑刻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冯宿碑》等。其中《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最能代表其楷书风格。另有墨迹《蒙诏帖》、《送梨帖跋》。

  唐代文化瑰丽堂皇,书法艺术名家辈出。初唐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盛唐有张旭、颜真卿、怀素诸人;晚唐有柳公权、沈传师诸大家。柳公权从颜真卿处接过楷书的旗帜,自创“柳体”,登上又一峰巅。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遒健。较之颜体,柳字则稍清瘦,故有“颜筋柳骨”之称,成为历代书艺的楷模。也是唐朝最后一位大书法家。
  柳公权(七七八~八六五),字诚悬,生于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一个官宦之家。宪宗元和三年(八○八),三十一岁的柳公权进士及第,当年宏词登科。从此,柳公权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竟然历仕七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在宪宗时,柳公权任秘书省校书郎。穆宗即位,柳公权入奏事。穆宗召见柳公权,说:“朕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虽然受到喜爱文才的唐穆宗的赞赏,可并没有得到穆宗的重用,只是从右拾遗迁为右补阙,司封员外郎。从此他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侍书禁中。做侍书的这段时间里,柳公权内心始终有着无法排遣的苦闷与隐隐的羞愧。他酷爱书法艺术,但他不想以此作为自己全部的生活;建功立业的进取雄心,时时跃动在胸间。而随从皇帝的侍书,其地位仅与“工祝”一类相等。于是改为右司郎中,累换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唐文宗颇爱柳公权书法,又召为侍书,迁谏议大夫,后改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开成三年又转工部侍郎,累迁学士承旨。武宗朝,罢内职,授右散骑常侍。宰相崔珙用为集贤学士、判院事。宣宗时,左授大子詹事,改宾客,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复为左常侍,国子祭酒,历工部尚书。懿宗时,咸通初年,柳公权改为太子少傅,改少师;在咸通六年(八六五)卒,赠太子太师,时年八十八。
  


  赵孟頫(1254—1322)是元代最显赫、最卓著的书法家、画家之一,在中国书画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官至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之职。其博学多才,能诗善文,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他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赵孟頫传世书迹较多,代表作有《千字文》、《洛神赋》、《归去来辞卷》、《赤壁赋》等。

  元代书法,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以复古为创新的时代,元代诸家以唐人楷法为基础,规模极力两晋,形成了一代风气。而在这时期赵孟頫是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也是元代最有影响的书法大家。他的书法最佳为楷书、行书,集晋唐书法之大成,兴复“二王”之书风,有“赵体”之称。《元史》上说他“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
    赵孟頫书法初学宋高宗赵构,解缙《春雨杂述》云“赵子昂国公十年不下楼”,这应当是指赵宋覆没、“皇元混一”之后,他二十岁上下闲居里中自力于学之时。此时,在书法方面他最倾心于宋赵构,题赵构书《孝经》,自谓“至于圣翰,沉潜展玩,留心多矣”。中年四十岁后则上溯魏晋,专攻钟繇、“二王”,旁及褚遂良、柳公权、米芾诸家。赵孟对“二王”书法评价极高,曾说:“右军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子献之,超轶特甚”。在他看来,晋之政事无足言者,惟右军之书千古不磨,比他稍晚出的宋濂也说:“赵魏公留心于字学甚勤,羲献帖凡临数百过”。他得到《定武兰亭》拓本后,喜不自胜,在帖后一跋再跋,写成了著名的《兰亭十三跋》,就足可看出他对右军书法之热忱了。到了晚年,为展小字为大字,他又专心学李北海和柳公权,因而书风有了明显改变。如他在延祐三年六十三岁奉敕书定的《胆巴国师碑卷》,方圆并用,刚柔并济,参用李北海、柳公权两家笔意,于规整庄重之中尤可见其潇洒超逸,自非早年书法所能比拟。他晚年所写更是取精用宏,质朴、秀媚一炉并冶,骨力内敛,风采外发。苍茫浑厚之中,已臻出神入化境界。如他六十六岁所写《绝交书》,一气贯注,清劲圆润,一点一画,沉着精到,笔法严谨,体势茂密。《闲居赋》也是他晚年行书佳作,用笔温润圆融,笔力遒劲,结字秀美妍雅,可谓锋势备全,笔笔到位,当为生平中的书法精品。
       


  文徵明(1470—1559)是明代中期最著名的画家、书法家。初名壁,以字行,更字仲徵,号衡山江苏苏州人。诗文书画俱佳。“吴门画派”创始人之一。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曾任永嘉(今浙江温州)、博平(今山东茌平)知县、南京太仆寺丞。文徵明书法初师李应祯,后广泛学习前代名迹,篆、隶、楷、行、草各有造诣。尤擅长行书和小楷,小楷笔划婉转,节奏缓和,有“明朝第一”之称。晚年声望极高,在当世号称“文笔遍天下”。文徵明传世墨迹很多,小楷有《前后赤壁赋》、《醉翁亭记》;行书有《游虎丘诗卷》、《西苑诗》等。

  文徵明与沈周并称“沈文”,成为吴门画派的领袖,他对吴门画派的崛起和延伸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为“明四家”。文徵明一生致力于绘画和书法创作,在中国绘画史、书法史上,可谓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他使中国文人书画步入了又一个崭新的时代,在沈周去世后独领书画艺坛风骚五十年,其绘画、书法风格影响了明代中后期一大批著名书画家。
  文徵明(一四七○~一五五九),初名壁,字徵明,后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家庭。祖父文洪,仕终涞水(今河北涞水县)教谕。父亲文林,登成化壬辰(一四七二)科进士,曾任永嘉(今浙江温州)、博平(今属山东茌平)知县、南京太仆寺丞,一四九九年(明弘治十二年)卒于温州知府任上。叔父文森也是进士出身,曾任地方官吏。文徵明小时候看起来迟钝而愚笨,王世贞《文先生传》中说:“先生生而外椎,八、九岁语犹不甚了了。”文嘉《先君行略》也证实:“少时,外若不慧”、“少拙于书”。父文林却认为:“儿幸晚成,无害也。”他严格督促徵明用功学习,并请最好的老师开导启发其心智。九岁时,文徵明随吴宽学习古文。吴宽(一四三五~一五○四)是成化壬辰科状元,文徵明多得其教益。文徵明从学的老师还有沈周、李应祯、吕等。文徵明十九岁时开始学习绘画、书法,没有从师,只是自学。他二十六岁开始随沈周学画,因此,他的绘画受到沈周的巨大影响。李应祯教他书法,一次见其字稍涉苏轼笔意即严厉斥责说:“破却工夫,何用随人脚踵。”吕好学能文,累官至南京太常寺卿。文徵明在这些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下,养成了循规蹈矩、刻苦用功、生活严谨、宽厚待人的性格和习惯。一四九八年(弘治十一年月日),他和唐寅(一四七○~一五二三)同去南京参加乡试,结果唐寅考中了第一名解元,而他却名落孙山。父亲知道后,特地从温州任所写信回家鼓励和安慰说:“子畏(唐寅)之才宜发解,然其轻浮,恐终无成,吾儿他日远到,非所及也。”然而直到一五二二年(嘉靖元年)文徵明第九次赴南京应试,仍是落榜不中,这时他已五十三岁了,自此只好作罢。在“十试有司,每试辄斥”之后,文徵明接受了江苏巡抚李充嗣的推荐,于一五二三年(嘉靖二年)以岁贡入都参加考选,除授翰林待诏,参加编修国史,但不到三年,他便因种种原因辞职回家。王世贞《文先生传》说:“先生归,杜门不复与世事,以翰墨自娱。”从此,文徵明的心境彻底踏实下来,专心致志地从事诗文书画的艺术创作。
  文徵明一生非常勤奋刻苦。年轻时,别的学子去游玩嬉闹,他却独自一人闭门用功。为了练好字,每日晨起将《千字文》临写一遍,背诵古诗文数千百言。每隔三年,他要去参加乡试,而诗文书画的创作从未间断。辞职回家后,年近花甲,创作更加奋发,老而弥笃。直到九十岁时他还写了一首七律诗:“劳生九十漫随缘,老病支离幸自全。百岁几人登耄耋,一身五世见曾玄。只将去日占来日,谁谓增年是减年。次第梅花春满日,可容愁到酒樽前?”可见其心情平静,头脑清晰。在他逝世后不久,王世贞给予其极高的评价,《文先生传》中说:“吴中人于诗述徐祯卿,书述祝允明,画则唐伯虎,彼自以专技精诣哉,则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前死,故不能当文先生,人不可以无年,信乎!文先生兼之也。”这就是说,文徵明也可以称得上是“诗、书、画三绝”。
  文徵明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远比在文学史上重要得多。文徵明被誉为“吴中三家”之一,为一代书风的代表。关于他书法的渊源,据《书林藻鉴》卷记载,说他“长学书于李应祯”、“小楷行草,深得智永笔法”。又《书林藻鉴》转载《艺苑卮言》:“所书千字文四体,楷法绝精工,有黄庭坚遗教笔意,行体苍润,可称玉板圣教,隶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小楷师二王,精工之甚,惟少尖身”。从传世作品看,文徵明书法早年初学欧阳询,后法黄庭坚、米芾和赵孟,形成俊迈奔放、气韵超脱、结体严谨的书风。小楷取法魏晋,书风温雅古朴,别具一格。他的书法功底深厚,不遗余力地学习古人,还认真地临写研究过钟繇、王献之、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碑帖和墨迹,由晋入唐,将晋人的风流韵致与唐人的严谨法度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他的作品无论行书还是小楷,从笔法、结体到篇章,表现出端庄、典雅、俊秀、工稳的美。陆树声评价为“书体姿媚,至期藏锋处亦遒劲,晚年多作山谷(黄庭坚)体,笔意稍纵。”早、中年的严谨,与他的人生态度有关,晚年的俊逸,也同样反映出他解脱科举之累以后,处世稍见旷达。王世贞说他“惟不作草书”,这可能是指不作“狂草书”。其实他的行草书非常精到,例如五十三岁所作的《口号十首卷》、《草书千字文》等,深得晋、唐书法神采,只是也仍然表现出他的严谨风度。文徵明的书风受赵孟的影响极深,技巧精熟,笔法圆润,姿态优美,气质典雅,始终如一。到了晚年,喜书大字,多效黄庭坚体,稍稍放开架势,且笔法苍老,给人以沉着痛快之感。如八十八岁时所作的《游虎丘诗卷》佳作。颇具黄山谷之神韵,较之沈周更丰腴遒劲,又融入了自己的严谨书风。直到八十九岁高龄,他的笔法仍然稳健,就像盛年时所书,而更为圆润。因此他的书法赢得了许多追随者,一时“文书”天下风靡,直到晚明时代。
  


  董其昌(1555—1636)是明代著名书画家。字玄宰,号思白、思翁,别号香光。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自幼就受到书法艺术的熏陶。官至礼部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他提倡用摹古代替创作,又以禅宗的南北派比附绘画,称“南北宗”。他的书法广泛临学古人,融会变化,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康熙、乾隆都以董书为宗法。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同时他又善于鉴赏,在明末和清代名声极大。其传世作品有:《宋词卷》、《书杜律》、《大唐中兴颂》等。著书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等。

  董其昌是明代后期著名的书画家、书画理论家,“松江派”创始人。他从书画理论到创作实践都有新的建树,在文人画发展史上堪称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董其昌的书风与画风甚为统一,文人气息颇浓,一生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是一位集大成的书画家。
  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父亲董汉儒是个屡试不第的秀才,家中生活较清寒。董其昌生长在文化气氛浓厚的环境之中,在出仕前就与同乡画家顾正谊、莫是龙、嘉兴收藏家项元汴、致仕尚书陆树声等结下友谊,成为一名崭露头角的书画家。他十七岁时参加松江府会考,写了一篇很得意的八股文,自以为准可夺魁,谁知发榜时竟屈居堂侄董原正之下。原因是知府衷贞吉嫌他试卷上的字写得差,文章虽好,只能屈居第二。此事使董其昌深受刺激,从此他发愤学习书法。开始他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帖。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董其昌终于考中进士,并因文章、书法优秀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深造,这一年他三十五岁,从此开始了四十多年的仕宦生涯。期间在职十五年,跨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在万历朝经历了“争国本”,在天启、崇祯朝经历了东林党和阉党的反复斗争,政治风波迭起,他小心谨慎而八面玲珑,从未遭到明显的贬谪,更未被罢官。虽因各种原因曾多次赋闲、病归或退隐,在家居住了二十多年,但官职却屡得升迁,是当时地位很高的官僚和家资饶丰的富豪。据载,崇祯四年(一六三一),七十八岁的董其昌又被起用,复任礼部尚书。翌年春,他登舟北上,在舟上仍临写《淳化阁帖》以自娱,其酷爱书法艺术可谓老而弥笃。八十岁时以太子太保衔(从一品)致仕。崇祯十年八月,他在松江寓所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后来葬于吴县(今属江苏)渔洋湾董氏坟茔。清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南京南明福王政权以董其昌书画成就与元人赵孟相类,授予董其昌与赵孟相同的谥号“文敏”,后人因此把他称做“董文敏”。
  董其昌在书法上有杰出的成就。他的书法博采众长,融颜、“二王”、苏、米于一家,秀丽洒脱,刚健超逸,融会变化,尤其擅长行、楷书,左右明清三百年。董其昌早年从颜真卿入手,后改学虞世南。他认为唐书不如魏、晋,于是又学钟繇、王羲之,兼取李邕、徐浩、杨凝式、米芾等各家之长,自谓于率易中得秀色,其分行布白,疏宕秀逸,具有特色,晚年仍归入颜真卿。董其昌曾自述学书经过说:“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舍丙帖》,凡三年,自谓逼古……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画禅室随笔》)由此可见,他对于古代名家墨迹是认真临摹的,在用笔用墨和结体布局方面,能融会贯通各家之长,《明史·文苑传》称:“始以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董其昌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笔画圆劲秀逸,平淡古朴。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董其昌的行书前期多变,至七十岁以后则以淡墨枯笔为多,行气疏朗,颇有返璞归真、消尽火气的意趣;结字以欹为正,笔法自然含蓄,寓变化于简淡之中。他自称其行书行笔无定迹,而有萧散错落之致,达到天真烂漫的地步。行书《岳阳楼记卷》作于五十四岁,大行书,师法颜真卿、李北海。运笔中锋直下,转折流畅,反映了中年时期行书面貌。董其昌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他的楷书用笔有颜真卿率真之意,而布局得杨凝式的闲适舒朗,神采风韵似赵孟。至七十岁以后形成了成熟的风格,撷取颜书笔法变化之精髓,颇具结字宽博外张之体势,而舍弃颜书均衡的笔画分布与方正的字形,再参以欧阳询、徐浩诸家特色配以清秀欹侧之间架,创造出一种欹正相生、俊逸疏朗的新面貌:体态称健,笔法浑厚;用笔多涩进含蓄、将放而留之势,有笔不尽意之趣。《临东方朔画像赞》所作楷书,师法颜真卿,字体规整,行气疏朗,是中年时期楷书代表性杰作。《书杜律》所作行草书,由于布局的需要,行书变形较多;而草书离合穿插等技法,亦多运作巧妙。笔酣墨畅,挥洒自如。秀而有骨,媚而有神,飞动中见雅静。唐代张怀瓘《六体书论》曰:“心不能妙探于物,墨不能曲尽于心,虑以图之势以生之,气以和之,神以肃之,合而载成,随变所适。法本无体,贵乎会通。”董其昌的草书植根于颜真卿《争座位》和《祭侄稿》,并有怀素的圆劲和米芾的跌宕。用笔精到,能始终保持正锋,作品中很少有偃笔、拙滞之笔;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风格萧散自然,古雅平和,或与他终日性情和易、参悟禅理有关。明末书评家何三畏称董其昌的书法:“天真烂漫,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去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在赵孟妩媚圆熟的“松雪体”称雄书坛数百年后,董其昌以其生秀淡雅的风格,独辟蹊径,自立一宗,亦领一时风骚。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同时他又善于鉴赏,品题书画虽片语只字,也被收藏家视为珍宝。

  王铎(1592—1652)是清代杰出的书法家。字觉斯,号嵩樵,又号痴庵,别署烟谭渔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官至礼部尚书。王铎好古博学,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其书法独具特色,世称“神笔王铎”。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王铎行、草书成就最高,用笔沉着富有变化,粗犷豪放,不失法度,既发扬了明代草书气势奔放、直抒性灵的特点,又矫正了线条粗率的弊病。在结构方面,以奇险取胜,节奏对比强烈,创造出不少新的构成方式。其墨迹传世较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

  明末清初,文化艺术极其繁荣,以文人士大夫作为创作主体的书法艺术,形成两大艺术潮流:一股以董其昌为代表,沿明人尚态之路发展,树正统书风,强化书法的怡情养性和赏心悦目;一股以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王铎为代表,一反姿态之美和柔弱时习,与拘谨乏趣、滑弱无力的书风相对立,大胆创造,以雄强纵逸的笔势,创奇崛怪异的书风,直抒激荡的胸襟和直率的性情。后一股潮流为书坛带来了面目一新的书风,而其中王铎的成就最突出,他与黄、倪并称“明末三大家”,又与傅山并称“傅王”。王铎其人其艺皆别具一格,不同凡响。
  王铎(一五九二~一六五二),字觉斯,号痴庵,又号蒿樵,别号烟潭渔叟。河南孟津人,世称王孟津。明天启二年(一六二二),举进士,入翰林,授编修,历任少詹事、经筵讲官等职。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三月,擢礼部尚书、未及到任,清军攻陷北京,明王朝寿终正寝。王铎避地南京,拥立福王,在南明朝廷出任东阁大学士。清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史可法在扬州失利,福王逃往芜湖,王铎留守南京。清兵渡江,王铎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数百文武官员开城投降,走着赵孟同事二代的道路。清顺治三年(一六四六),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学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顺治六年(一六四九),授礼部左侍郎,同年晋少保。顺治九年(一六五二)以病归里,谥“文安”。
  王铎虽身逢乱世,仕途多变,叛世逆俗,但他对书法艺术的爱好和热情并没有丝毫减退,他常常身处“绝粮乞米”的境地而仍以书画自娱。他潜心书艺,苦练不辍,“自定字课,一日临帖,一日应索靖,以此相间,终身不易。”故而他的书艺之誉能盖过人品之瑕,诚如《初月楼论书随笔》所评:“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
  王铎博学好古,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其书法独具特色。他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其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充满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的力量。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戴明皋在《王铎草书诗卷跋》中说:“元章(米芾)狂草尤讲法,觉斯则全讲势,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对于王铎其书,傅山谓:“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岁后无意合拍,遂成大家。”王铎的书法从法帖和学古入手。法帖以《淳化阁帖》为主,学古主要以“二王”为宗,并上及钟繇,下至南朝诸家。“天分既优,用工又博”的王铎,四十岁以前宗羲、献,四十岁以后则在官场的矛盾、生活的困惑、心理的彷徨等复杂情景下发生了变化,其书法于是由“工”走向“不工”,他将内心的焦灼、躁迫、抑郁、苦闷倾泻于酒,倾泻于诗,更倾泻于直抒胸臆,倾泻于无意合拍的书法,“恣肆狂放的用笔,奇崛险怪的字形,勾环盘纡的笔画,左突右奔的章法,都显示出他内心的矛盾、苦恼与彷徨。”这一时期的作品如草书《杜诗》,此书是王铎五十五岁时的作品,其用笔十分率意,有些地方甚至显得过于粗糙,作者对于线条在外观上毫无顾忌,显得狂放不羁。单字轴线左右欹侧,因而每字每行,都隐含着强烈的运动。笔画构架则开朗疏阔,气势宏大,作品空间节奏显得生动跳跃,在这种欹侧跳跃的线条中,又不时显现精美的点画,有的遒劲,有的圆实,有的挺拔,有的畅达,精美与率意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从用墨上看,以淡墨为主,浓淡相间,墨色富有层次变化。浓墨的效果是沉重、敦厚,所流露的飞白显得苍拙古涩,有老树枯藤之感。淡墨的效果是墨饱色润,所流露的飞白显得虚灵生动,有秋山淡云之感。此作中,王铎把结体的险峻与用笔的稳健统一起来,奇险中有深沉,峻拔中有凝重,章法显得非常和谐;又能把用笔的稳健和用墨的酣畅统一起来,笔画稳重中有丰润,节奏明快中有变化,韵律特别生动。结体、用笔和用墨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王铎书法完美的艺术特征。
  王铎擅长真行草隶各体,其中以行、草为最。他的行草书,魄力雄迈,沉着痛快,纵横跌宕,自然出奇。长幅巨帖,气势夺人,有如太白诗篇,飘然不群。王铎的行草书不论在笔法、墨法、结体、章法、韵味等方面,都有他的特点。在笔法方面,既痛快又沉着,以沉雄顿挫为体,以飞动变化为用,因而有如锥画沙、印印泥,既险劲而又稳重;在墨法方面,酣畅淋漓,温润而涩,能充分发挥其水墨血润骨坚的妙用;在结体方面,遒逸劲峻,纵横取势,曲直黑白,随意移位,字体偏长,有硕人颀颀雄姿英发的气概,部首易位,变化多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收奇效于意想之外;在章法方面,气势磅礴,字与字之间结合紧密,行与行之间错综开合,参差而平衡,变化而统一,对比而调和,险峻而稳重,如音乐之有节奏,诗词之有韵律,匠心经营,追求高度的艺术效果;在韵味方面,他能用古人的优良传统,丰富其书法韵味,于笔墨温润中见苍老,于筋骨内涵中见精神,于感情充沛中见意志。

    何绍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年),字子贞,号东洲居士,晚号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自幼聪慧,濡染家学,但乡试数次未中,清宣宗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始成优贡,时年三十三岁;至三十七岁乡试始获解元,次年(一八三六)恩科会试成贡士,旋得殿试二甲第八名,成进士。初任官翰林院编修,继供职于国史馆。清文宗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八月简放四川学政,十一月至成都接篆视事;咸丰五年(一八五三)五月因条陈时务触忌降调,六月解学政印绶,九月启程离蜀,前后在四川任职三年。咸丰六年(一八五四)六月应山东巡抚崇恩之聘,主讲于济南泺源书院;次年三月至北京,期盼能再膺命复官,羁旅京师半载,没有结果,复任的希望破灭,九月返回济南。至咸丰五年六月解四川学政以后,何绍基就再也没有膺任何官职。咸丰十年九月,离开济南,第二年二月返回故乡湖南长沙,主讲于长沙城南书院。同治九年(一八七○)应曾国藩和丁日昌延请赴扬州书局、苏州书局主持《十三经注疏》校刊事宜,兼主孝廉堂讲席。同治十二(一八七三)年秋,寝疾遂不起。是年七月卒,享年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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