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签到32:第六章 韩孟诗派与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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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6-19 11: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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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韩孟诗派与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尚永亮撰)

唐诗经过大历年间一度中衰之后,在唐德宗至唐穆宗的四十餘年时间里又渐趋兴盛,幷于唐宪宗元和年间达到高潮。这个时期,名家辈出,流派分立,诗人们着力于新途径的开闢,新技法的探寻以及诗歌理论的阐发,创作出大量极富创新韵味的各体诗歌,展示了唐诗大变于中唐的蓬勃景观。而韩孟诗派就是进行这种新变的第一诗人羣体。

第一节 韩孟诗派及其诗歌主张

韩孟诗派的形成 “不平则鸣”与“笔补造化” 崇尚雄奇怪异之美

韩孟诗派及其诗风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贞元八年(792),42岁的孟郊赴长安应进士举,24岁的韩愈作《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及《孟生诗》相赠,二人始有交往,由此为日后诗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此后,诗派成员又有两次较大的聚会:一次是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796~800)间,韩愈先后入汴州董晋幕和徐州张建封幕,孟郊、张籍、李翱前来游从;另一次是元和元年到六年(806~811)间,韩愈先任国子博士于长安,与孟郊、张籍等相聚;后分司东都洛阳,孟郊、卢同、李贺、马异、刘叉、贾岛陆续到来,张籍、李翱、皇甫湜也时来过往,于是诗派全体成员得以相聚。这两次聚会,对韩孟诗派羣体风格的形成至为重要。第一次聚会时,年长的孟郊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诗风,从而给步入诗坛未久的韩愈以明显影响;到第二次聚会时,韩愈的诗歌风格已完全形成,他独创的新体式和达到的成就已得到同派诗人的公认和仿效,孟郊则转而接受韩愈的影响关於韩、孟关係及其诗风的相互影响。通过这两次聚会,诗派成员酬唱切磋,相互奖掖,形成了审美意识的共同趋向和艺术上的共同追求。

作为一个诗派,韩、孟等人有明确的理论主张,首先是“不平则鸣”说。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指出: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所谓“不平”,主要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它既是对创作活动产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对一种特定创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态的肯定。这篇序文是专为一生困厄潦倒、怀才不遇的孟郊作的,文中以“善鸣”推许孟郊,则其更重视穷愁哀怨者“鸣其不幸”的倾向不言自明。在《荆潭唱和诗序》中,韩愈进一步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这里的“和平之音”和“愁思之声”虽都可视作“不平”之鸣,而且所谓“欢愉之辞难工”幷不是说不能工,“穷苦之言易好”也不是说一定好,但从文学创作规律来讲,因前者出生于王公贵人之手,其生命状态多平易流滑,便狠难表现出“鸣”的深度;而后者饱经困苦磨难,其生命力与阻力激烈碰撞所导致的“不平”之鸣便易于惊动俗听,传之久远。

“不平则鸣”说的另一要点在于特重诗歌的抒情功能。本来,作为诗文大家的韩愈是更重视文的,他说自己不过是“餘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幷明确认为与他那些“约六经之旨”、“扶树教道”的文相比,其诗衹是抒写“感激怨懟奇怪之辞”(《上宰相书》),以“抒忧娱悲”(《上兵部李侍郎书》)而已。然而也正由于韩愈没有把诗与文等量齐观,才使诗歌避免了成为道学工具、政治附庸的命运,才得以保持其“抒忧娱悲”、“感激怨懟”的美学品性。“感激怨懟”就是“不平”,“抒忧娱悲”就是将此“不平”不加限制、痛痛快快地抒发出去,所谓“郁于中而泄于外”(《送孟东野序》),指的便是这种情况。由此看来,韩愈提倡“不平则鸣”,就是提倡审美上的情绪渲泻,尤其是“感激怨懟”情绪的渲泻,可以说是抓住了文学的抒情特质。

韩孟诗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笔补造化”。用李贺的话来说,就是“笔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笔补造化”,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孟郊非常欣赏“手中飞黑电,象外泻玄泉。万物随指顾,叁光为回旋”(《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的书法艺术创造,由此而及于诗,他认为虽“形拘在风尘”,但可以“心放出天地”,用一己之心去牢笼乾坤,绳律“万有”(《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在《赠郑夫子魴》中,他这样说道:

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

将天地纳入“胸臆”之中,“由我”来尽情地裁夺,这是何等大的气魄!而衹有发挥创造性的诗思,才能“裁”物象,“该”造化,吁嗟之间而生风雷之象。

与孟郊一样,韩愈也十分重视心智、胆力和对物象的主观裁夺,他一再说:“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网恢”(《咏雪赠张籍》);“规模背时利,文字覷天巧”(《答孟郊》)。研讨诗文而至于“幽玄”,搜求“智网”復辅以“雕刻”,造端命意、遣词造句则要力避流俗,覷寻“天巧”,足见韩愈的创作取向。韩愈还屡屡强调写作要“能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要大胆创新,“勇往无不敢”(《送无本师归范阳》)。他说“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鐫劖!”(《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这已经不是要“笔补造化”了,而是在向造化宣战。司空图评韩诗云:“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序》)韩诗这种风格的形成,不能不说与其特富创新意识的诗歌理论以及中唐的文化趋向有着紧密的关联。

韩孟诗派在倡导“笔补造化”的同时,还特别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在《调张籍》一诗中,韩愈这样写道: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

此诗与当时一些崇杜抑李论者迥异其趣,给予李、杜诗以同样的高度赞誉。这赞誉的落脚点不在李杜诗的思想内容,而在其诗“巨刃磨天扬”那奇特的语言、雄阔的气势和艺术手法的创新。所以韩愈与李杜精神之“交通”处便是“百怪入我肠”,他欲追踪李杜,所取法也正在于此。所谓“拔鲸牙”、“酌天浆”,将其胆之大、力之猛、思之怪、境之奇发挥到极致,完全是一派天马行空、超越世俗的气象。这是一种的审美取向,韩愈不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努力实践它,而且用以审视、评价、赞许同派其他诗人的诗作。他说孟郊的诗是“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说贾岛的诗是“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说张籍的诗是“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病中赠张十八》);说自己与孟郊、张籍等人的诗是“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张秘书》)。其着眼点都在力量的雄大、词语的险怪和造境的奇特。儘管上述某些评论幷不符合诗人们的创作实际,但却突现了韩愈美学思想;儘管在论诗时韩愈也注意到了“妥帖”、“平淡”的一面,但由于他主张的重心在雄奇险怪,便往往顾不上平淡妥帖了。

与韩愈相同,韩孟诗派其他成员也大都具有崇尚雄奇怪异的审美取向,如孟郊声言自己为诗“孤韵耻春俗”(《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卢同自谓“近来爱作诗,新奇颇烦委。忽忽造古格,削尽俗綺靡”(《寄赠含曦上人》);刘叉宣称“诗胆大如天”(《自问》)、“生涩有百篇”(《答孟东野》);李贺更是倾心于幽奇冷艶诗境的构造,既“笔补造化”,又师心作怪。虽然这些诗人因自身遭际所限,视野不够宏阔,取材偏于狭窄,大都在苦吟上下功夫,以致雄奇不足而怪异有餘,诗境也多流于幽僻蹇涩,但他们却以自己的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有力地回应了韩愈的主张,强化了以怪奇为主的风格特点。

从“不平则鸣”到裁物象、覷天巧、补造化,到明确提出雄奇怪异的审美理想,韩孟诗派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诗歌创作理论。它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由重诗的社会功能转向重诗的抒情特质,转向重创作主体内心的展露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挥,这在诗歌理论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第二节 韩愈、孟郊、李贺等人诗歌的意象类型与技巧的创新

韩愈、孟郊、李贺、卢同、刘叉等人诗中的怪奇之美 诗歌的散文化倾向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言郡望昌黎,故后人多称韩昌黎。他叁岁而孤,由嫂郑氏抚育成人。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先后任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贞元十九年(803)因上书言关中旱饥,触怒权要,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令。元和十四年(819)又因反对宪宗拜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他任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有《昌黎先生集》,存诗叁百餘首

韩愈多长篇古诗,其中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如《归彭城》、《齪齪》、《县斋有怀》等,大都写得平实顺畅。他也有写得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但是,韩愈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着称的诗作。他“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搜奇日有富”(《答张彻》),天生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衝动,而他一再提倡的“养气”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试看他的《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穀子诗两章歌以和之》:

昔寻李愿向盘穀,正见高崖巨壁争开张。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

开篇即豪兴遄飞,格局阔大。以“长剑倚太行”比喻从天井关飞流而下的瀑布,而这飞瀑被狂风吹拂,竟直洒洛阳!其势其景,迅捷壮观,遣词造句,远超凡俗,用诗中的话来说,就是“字向纸上皆轩昂”。再看他的《石鼓歌》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謫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搜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鐫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苍劲雄浑,硬语盘空,将石鼓形成的一段远古歷史鲜活地展现出来;而“愤起挥天戈”、“剑佩鸣相磨”等动作性词语的嵌用,更使诗作气酣力猛,飞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如与李白的长篇歌行比,相同点在于二者均酣畅淋漓,气象阔大,相异处则在于李诗饶有飘逸之气,韩诗更具很重粗豪的力度。所谓“豪侠之气未除,真率之相不掩,欲正仍奇,求厉自温”(钱钟书《谈艺录》),正是韩愈其人其诗的一个显着特点。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訥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漩涡中屡受打击,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鬱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徵。韩愈诗风向怪奇一路发展,大致始于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经定型。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衝突,另一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宿龙宫滩》、《郴口又赠二首》、《龙移》、《岳阳楼别竇司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謁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等诗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诸如“激电”、“惊雷”、“怒涛”、“大波”、出没的“蛟龙”、悲号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鬼物”,都辐凑笔端,构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意象。《永贞行》云:“湖波连天日相腾,蛮俗生梗瘴癘烝。江氛岭祲昏若凝,一蛇两头见未曾。怪鸟鸣唤令人憎,蛊虫羣飞夜扑灯。雄虺毒螫堕股肱,食中置药肝心崩。”贬所环境的极度险恶,引起诗人内心的惊恐震荡,而无罪遭贬的身世际遇,更使诗人心如汤沸,百忧俱来,长期处于“数杯浇肠虽暂醉,皎皎万虑醒还新”(《感春四首》其四)的苦闷之中,幷由此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搜罗奇语,雕鏤词句,创造前人未曾使用过的险怪意象。元和元年,已经离开贬所回到京城的韩愈更倾心于怪奇诗境的构造,而相对了对内心世界和自我的表现。他与孟郊等人一起创作了不少联句诗联句是诗人唱和的一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诗人在同一场合吟咏的诗句或章节连属而成,故也称连句。联句起於汉《柏梁诗》,至韩、孟而极盛。今韩集有十餘篇联句,作於元和元年的即有《会合联句》、《纳凉联句》、《同宿联句》、《秋雨联句》、《城南联句》、《斗鸡联句》、《征蜀联句》、《有所思联句》、《遣兴联句》、《赠剑客李园联句》共十篇,多是韩、孟二人斗力争胜的產物。,这些诗作以竞赛为主要目的,一联就是上百韵,各自逞奇炫怪,夸示才学,以致写出了大量“昼蝇食案繁,宵蚋肌血渥”(《纳凉联句》)、“灵麻撮狗虱,村稚啼禽猩”(《城南联句》)之类令人难以卒读的诗句。在此后的几年中,韩愈基本上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以世俗、丑陋之事之景入诗,写落齿,写鼾睡,写恐怖,写血腥,形成了以俗为美、以丑为美的特点

在诗歌表现手法上,韩愈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用写赋的方法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南山》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全诗102韵,长达一千多字,连用七联叠字句和51个带“或”字的诗句,铺写终南山的高峻,四时景象的变幻。令人读来,虽觉十分详尽,却又颇为烦琐。再如那首着名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极写一场山火的强猛酷烈:

山狂穀狠相吐吞,风怒不休何轩轩。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叁光驰隳不復暾。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鼉龟鱼与黿,鸦鴟雕鹰雉鵠鶤,燅炰煨麀孰飞奔。……

风卷着火,火借着风,轰轰烈烈,漫山遍野地燃烧开来,直烧得天昏地暗、乾坤颠倒、神焦鬼烂、日月无光、水陆动物无处藏身。这里,诗人赋予山火一种狂野暴烈的力量,以泼墨法大笔渲染,巨细靡遗,极尽形容描绘之能事;与此同时,又创造出“山狂穀狠”、“天跳地踔”等怪奇意象,使得诗意益发光怪陆离、狰狞震荡。这是一种超乎常情的创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独造,乃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韩诗写作跨度自贞元元年至长庆四年共40年,其早期诗风较古朴平易,约於30岁开始出现奇险倾向,至40岁左右达到高潮。45岁以后,诗中奇险成分开始降低,平易畅达的成分逐渐增多。由此可以认为:韩诗虽在整体上经歷了一个由平淡至奇险復归於平淡的过程,但奇险风格却是其最具独特性的标志,也是作者在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

孟郊的诗风也有明显的怪奇倾向。但因他才力不及韩愈雄大,而沦落不遇的生活经歷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遂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向幽僻冷涩一路发展,从而表现出不同于韩诗的别一种风貌。

孟郊(751~814),字东野,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性格狷介孤傲,不谐流俗,虽有狠强的功名心,却因不善变通而少所遇合,直到46岁才进士及第,50岁任溧阳尉。晚年做过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一生沉落下僚,鬱鬱寡欢,饥饿、穷蹙、疾病、羈旅、失子、衰老,接踵而来,使他受尽了苦难生活的磨难。有《孟东野诗集》,存诗四百餘首。

在孟郊的作品中,有一些关注社会、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的诗作,如《杀气不在边》、《感怀》、《寒地百姓吟》等,但数量更多的是抨击黑暗世俗、强烈表现自我悲慨和贫寒生活的诗作。如“玉京十二楼,峨峨倚青翠。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长安旅情》)“食薺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楚屈入水死,诗孟踏雪僵。直气苟有存,死亦何所妨!”(《答卢同》)这些作品,写事抒情真切感人,用词造语古拙直率,颇具汉魏风貌。李翱评价说:“郊为五言诗,自前汉李都尉、苏属国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

孟郊作诗以苦吟着称,注重造语炼字,追求构思的奇特超常。如“风叶乱辞木,雪猿清叫山”(《送殷秀才南游》)、“镜浪洗手绿,剡花入心春”(《送淡公十二首》其二)、“声翻太白云,泪洗蓝田峰”(《远愁曲》),都经过精心的锻造锤炼,所以能尽去枝叶,精当洗练,在人意中而又出人意表。《游终南山》诗前四句写山的景象是:“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着一“塞”字,即将终南山拔山倚地、吞吐日月的雄姿展现出来。《怨诗》写思妇之怨是:“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用莲花被泪水浸死的假想之词来表现人物怨情之深,涉想奇绝。韩愈说他作诗“劌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没,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是狠贴切的。

孟郊写得最多、也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的诗作,这些诗作大表现诗人凄愴寒苦的生活,诗境仄狭,风格峭硬。诸如“日短觉易老,夜长知至寒”(《商州客舍》)、“天色寒青苍,北风叫枯桑……调苦竟何言,冻吟成此章”(《苦寒吟》),以“寒”字为中心,极力突出诗人对生活的特殊感受。苏轼所谓“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之“郊寒”一语,可以说是对孟诗特点的最好概括。在这类诗作中,组诗《秋怀十五首》堪称代表:

孤骨夜难卧,吟虫相唧唧。老泣无涕洟,秋露为滴沥。(其一)

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其二)

商虫哭衰运,繁响不可寻。秋草瘦如发,贞芳缀疏金。(其七)

冷露多瘁索,枯风饶吹嘘。秋深月清苦,虫老声粗疏。(其九)

这里,“吟虫”、“秋露”、“秋月”、“秋草”、“冷露”、“峭风”等意象组合在一起,渲染出浓郁的凄冷寒寂、幽僻萧索的氛围,强烈地刺激着“孤骨”病老,使他生发出无可底止的哀痛。不仅于此,组诗还运用视觉、触觉、听觉、味觉等艺术通感,嵌入“峭”、“剸”、“瘦”、“折”、“刀剑”、“干铁”等外形尖利、瘦硬的字词,将刺激的程度进一步强化:“一尺月透户,仡栗如剑飞。老骨坐亦惊,病力所尚微”(其叁)、“商叶堕干雨,秋衣卧单云。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其五)、“棘枝风哭酸,桐叶霜颜高。老虫干铁鸣,惊兽孤玉咆”(其十二)、“霜气入病骨,老人身生冰。……瘦坐形欲折,晚饥心将崩”(其十叁),形容身体病弱,瘦骨为耸,可以像铁器一样拿来割物,甚至坐下去这瘦骨似乎也会折断。这种夸张虽近乎怪诞,但以艺术上却更为真切地展现了这位“哀哀孤老人”的形销骨立和凄凉晚景。

大概是受韩愈影响,孟郊也创造了一些以丑为美、意象险怪的诗作。如“饿犬{齿乍}枯骨,自吃馋饥涎”(《偷诗》)、“怪光闪众异,饿剑唯待人”(《峡哀十首》其四)等,但与韩诗相比,此类孟诗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大。真正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幷被人传诵不已的,倒是那首古朴平易的小诗《游子吟》

慈母手中綫,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叁春辉!

孟郊、韩愈之后,元和诗坛又出现了天才诗人李贺。

李贺(790~816),字长吉,生于福昌昌谷(今河南宜阳县),是没落的唐宗室后裔,父李晋肃,曾当过县令。仅因“晋肃”之“晋”与“进士”之“进”同音,“肃”与“士”音近,李贺便以有讳父名而被人议论攻击,不得参加进士考试。后荫举做了个从九品的奉礼郎,不久即托疾辞归,卒于故里,年仅27岁。有《李长吉歌诗》,存诗二百五十餘首,除少量伪作外,可确定为他本人所作的约有240首左右。

从年辈上看,李贺晚生于孟郊39年,比韩愈也小22岁,但他成名甚早,少年时代即“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王定保《唐摭言》)。18岁那年,他带着自己的诗歌去拜謁韩愈,韩愈只读了第一篇《雁门太守行》,即大为惊赏,邀与相见(张固《幽闲鼓吹》)。然而,诗歌的成就幷没能改变李贺不幸的命运。作为宗室后裔,他自视甚高,在诗中一再以“皇孙”、“宗孙”、“唐诸王孙”称呼自己,希望致身通显,获得较高的地位和享受;但因其家族早已败落,家境颇为贫寒,他的这种希望衹能成为一种幻想,幷由此生出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他自幼体质赢弱,长得“细瘦”,而且是“通眉”、“巨鼻”、“长指爪”,可他却每每以“壮士”自称,写出一些意气昂扬的诗作:“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他有理想,有抱负,但这理想抱负狠快便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使他的精神始终处于极度抑鬱、苦闷之中。他早熟、敏感,但这早熟敏感却令他比常人加倍地品尝到了人生的苦涩。在现实的重压下,他呈现出种种早衰的症状和心态:“壮年抱羈恨,梦泣生白头”(《崇义里滞雨》)、“日夕着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二首》其二)、“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人生的短暂倏忽,引起李贺的无比惊惧,而怀才不遇的苦痛,又时时衝击着他多病的身心。《秋来》这样写道: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流年似水,功名不就,恨血千年,知音何在!带着沉重的悲哀和苦痛,带着对生命和死亡的病态的关切,李贺开始对人生、命运、生死等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思考。他写鬼怪,写死亡,写游仙,写梦幻,用各种形式来抒发、表现自己的苦闷。

在短短27年的生涯中,李贺将其卓犖的才华和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诗歌创作上,骑驴觅诗,苦吟成性,呕心沥血,废寝忘食见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把作诗视为生命之所系。这一方面导致他对社会不可能有较深刻的理性认识,而时时耽于幻想;另一方面则使得他的诗作融入了极为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幽僻怪诞的个性特徵,表现重点也从韩愈的粗猛豪横、孟郊的冷峭枯寂转向对主体心灵的全力开掘和虚幻意象的巧妙营造,由此形成了与韩、孟颇有差异的凄艶诡激的诗风。

翻开李贺诗集,那奇特的造语、怪异的想像和幽奇冷艶的诗境便会迎面扑来,宛如进入了一个别样的世界。“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嘖嘖。……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月午树立影,一山惟白晓。漆炬迎新人,幽壙萤扰扰”(《感讽五首》其叁)、“百年老鴞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呼星召鬼歆杯盘,山魅食时人森寒”(《神弦》)……在这些诗句中,作者写荒芜的山野,写惨淡的黄昏,写阴森可怖的墓地,而活动于这些场所的则是忽闪忽灭的鬼灯、萤光、百年老鴞,食人山魅。令人读后,深感其“险怪如夜壑风生,暝岩月堕”(谢榛《四溟诗话》卷四)。

李贺深受屈原、李白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多以乐府体裁驰骋想像,自铸奇语,表现其苦闷情怀。他对冷艶凄迷的意象有着特殊的偏爱,幷大量使用“泣”“啼”等字词使其感情化,由此构成极具悲感色彩的意象羣。诸如“冷红泣露娇啼色”(《南山田中行》)、“露压烟啼千万枝”(《昌穀北园新笋四首》之二)之类诗句,在其诗集中俯拾即是。对于物象的色彩和情态,李贺也极尽描绘渲染之能事,写红,有“冷红”、“老红”、“愁红”、“笑红”;写绿,有“凝绿”、“寒绿”、“頽绿”、“静绿”。他的《长平箭头歌》写一久埋地下又沾人血的古铜箭头是“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铜花”。黑处如漆灰,白处如骨末,红处如丹砂,而凄凄古血经蚀变竟生出斑驳的“铜花”!设色奇绝,涉想亦奇绝。他的《将进酒》写宴饮的酒具和酒色是“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琉璃、琥珀,色泽已十分晶莹瑰丽了,更益之以“真珠红”酒的色感,一下将瑰丽的色泽推向极端。诗中写由美人歌舞而联想到的情景是“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将“桃花乱落”与“红雨”乱落两种不同的景象綰合在一起,营造出同一色彩叠加而成的“落红”意象,藉以表现诗人对青春将暮的哀感,甚为贴切传神。作者宛如一位高明的画工,一眼覷定事物的本质特徵,便倾全力摹状绘形,敷彩设色,构造五彩斑斕的画图,又在此画图的关键色彩上加以哀伤的字眼,注入强烈的主观感受,使得其笔下的诸多意象都呈现出一种哀感顽艶甚或病态美的特徵。

为了强化诗歌意象的感染力,李贺还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精选的动词、形容词,来创造视觉、听觉与味觉互通的艺术效果。在他笔下,风有“酸风”,雨有“香雨”,簫声可以“吹日色”(《难忘曲》),月光可以“刮露寒”(《春坊正字剑子歌》),形容夏日之景色,是“老景沉重无惊飞”(《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表现将军之豪勇,是“独携大胆出秦门”(《吕将军歌》)……通过这些不同感官相互沟通转换所构成的意象,诗人的艺术直觉和细微感受倍加鲜明地展现出来。与此同时,李贺也多用质地锐利、脆硬、狞恶的物象,辅之以“剪”、“斫”、“古”、“死”、“瘦”、“血”、“狞”等字词,营造一种瘦硬、坚脆、很透、刺目的意象。如“斫取青光写楚辞”(《昌穀北园新笋四首》其二)、“一双瞳人剪秋水”(《唐儿歌》)、“荒沟古水光如刀”(《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其二)、“青狸哭血寒狐死”(《神弦曲》)、“金虎蹙裘喷血斑”(《梁臺古意》)、“花楼玉凤声娇狞”(《秦王饮洒》)等等,或惊心刺目,或幽凄冷艶,大都是一种怪奇、畸形的审美形态。这种审美形态的产生,既源于李贺褊执、狭隘的精神世界和审美取向,也得力于李贺对字词的精心锤炼。似乎可以说,艺术思维的逸出常轨,遣词造句的刺激很透、修辞设色的惨淡经营,意象结构的古怪生新,乃是李贺诗歌意象创造的基本特点

李贺诗中的怪奇特徵,还主要得力于他迥异于常人的想像乃至幻想,而这想像、幻想又总是和夸张相幷行的。他可以从一方端州紫砚,联想到“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的惊险,也可以由传说中的瑶臺仙草,幻化出“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天上谣》)的奇景,他想像天上的银河流云会发出响声:“银浦流云学水声”(同上),他还能从箜篌的乐音想像到“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而这乐音的美妙动听竟使得“江娥啼竹素女愁”、“老鱼跳波瘦蛟舞”(《李凭箜篌引》)。李贺的想像不仅出人意表,而且跳跃性狠大,有时完全听凭直觉的引导,一任自己的想像超时空地自由流动。《梦天》即是这方面的范例: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鸞珮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叁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前四句借助奇特的幻想,从人间飞跃到天上,进入扑朔迷离的月宫,在广袤的空间里遨游;后四句又陡作转折,从仙界折返尘世,注目人世的千载沧桑。诗句忽开忽合,忽起忽落,时空交杂错落,意绪游移无端。求生的意志、对天国的嚮往与人生的短促、现实的困厄构成一对尖锐的矛盾,困扰着诗人的心灵,使他的精神常常处于亢奋与消沉交替起伏的状态,导致其想像变化倏忽,活跃异常。李贺不少诗歌,特别是游仙诗都具有这种特点。表面上看,这一特点与现代意识流的创作方法确有相通之处,但从深层来看,却直接导源于李贺独特的心理状态,换言之,李贺全部诗歌都可视作苦闷的象徵。

晚唐的杜牧在《李贺集叙》中认为李贺诗是“骚之苗裔”,而且“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鰲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準确揭示了李诗的特点。若与韩愈、孟郊相比,李贺更重视内心世界的挖掘,更重视主观化的幻想,因而具有更突出的诗人气质,其诗也成为真正的诗人之诗,幷对晚唐诗风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内容过于狭窄,情绪过于低沉,一意追求怪异,难免走向神秘晦涩和阴森恐怖。

李贺之外,韩孟诗派较重要的成员还有卢同、马异、刘叉、皇甫湜等人。

卢同,号玉川子,一生未仕,生活寒苦,性格狷介,颇类孟郊;但其狷介之性中更有一种雄豪之气,又近似韩愈。在他现存的103首诗中,长言短句,错杂其间,詼谐幽默,所在多有。受韩、孟影响,卢同作诗多用怪奇、丑陋的意象,如“山魈吹火虫入碗,鴆鸟咒诅鮫吐涎”(《寄萧二十叁庆中》)、“扬州虾蜆忽得便,腥臊臭秽逐我行”(《客请虾蟆》)等等。因一意求险逐怪,他的有些长诗显得非常滞涩难读,其《月蚀诗》最具代表性。此诗据虾蟆食月的神话写月蚀全过程,融汇各种天文传说,前后穿插,横出锐入,人、鬼、神、兽、妖竞相出场,混淆不分,极怪异荒诞之能事,至被人评为“辞语奇险”(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以怪名家”(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二)。

卢同有时也能写出含蓄蕴藉、情致宛然的佳作,如那首多为人忽视的《有所思》,即以思念“美人”为主綫,层进层深,波澜迭起,末二句以“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收束全篇,词意新警,言尽意远。

马异与卢同交好,作诗亦以险怪称,但因其诗仅存四首,已难以见其诗风全貌了。韩愈《寄卢同》诗云:“往年弄笔嘲同异,怪辞惊众谤不已。”说明卢、马二人诗风相近。其《答卢同结交诗》语言劲峭,设喻奇巧,较具代表性。

刘叉自称彭城子,又自称“老叉”、“野夫”,任侠重义,曾饮酒杀人。后流徙齐鲁,始折节读书。他与韩、孟、卢同等人均有交往,有次径将韩愈为人写墓志所得润笔拿走,幷声言:“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见李商隐《刘叉传》)刘叉诗风与其为人颇为吻合,粗豪硬朗,劲气直达。在他现存的27首诗中,《偶书》写得最有声色:“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但最具代表性的,要算他用来展示自我节操、激愤浊世和表现民生疾苦的两个长篇《冰柱》和《雪车》。《冰柱》有一段写夜雪凝成冰柱的情景:“天人一夜剪瑛琭,詰旦都成六出花。南亩未盈尺,纤片乱舞空纷拿。旋落旋逐朝暾化,檐间冰柱若削出交加。或低或昂,小大莹洁,随势无等差。始疑玉龙下界来人世,齐向茅檐布爪牙。又疑汉高帝,西方未斩蛇。人不识,谁为当风杖莫邪。”极力铺排,毫不含蓄,奇譎奔放,劲气直下,狠有些韩诗的特点。宋人苏轼对此颇为欣赏,有诗云:“老病自嗟诗力退。寒吟《冰柱》忆刘叉。”(《雪后书北臺壁二首》其二)

与韩愈关係密切、诗风相近的还有樊宗师、皇甫湜等人,但他们主要以文名家,诗作流传下来的甚少,皇甫湜存诗叁首,樊宗师存诗一首,都明显具有险怪倾向。皇甫湜的《石佛穀》、《出世篇》二诗或着意刻划、用词雕琢,或想像怪奇、雄豪恣横,最能看出孟郊、韩愈的影响。惜乎他的其它一些作品,如韩愈提到的《陆浑山火》等,均已亡佚,否则,其怪奇诗风应会得到更充分的印证。

韩孟诗派除了追求诗歌的雄奇怪异之美外,还大胆创新,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写出了不少“既有诗之优美,復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的佳作。韩愈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作为古文大家,他熟諳古文章法,而他的尚奇精神和豪放性格也使他不惯于诗律的束缚,所以採用表现手法上较为自由的散文笔调入诗,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乃是其诗散文化形成的一个要因近今学者归纳前人看法,认定韩愈以文为诗的方式大致有以下数端:一、句式散文化,不用对偶句,使用大量虚字。二、以文章气脉入诗,布局构思有文章脉络,如《孟东野失子诗》之布局与赋体相似,相当於《进学解》、《送穷文》一类文字。叁、以古文章法、句法为诗。四、以议论入诗。五、诗多赋体。六、诗兼散文体裁。且看他那首有名的《山石》:

山石犖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糲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櫪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叁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全诗单行顺接,不用偶句,不事雕琢,按照时间顺序,直书所歷所见,诗人的游踪在有条不紊的叙述中一一展现出来。在结构安排上,一方面以浓丽的色彩来点染景物,一方面以清淡的笔触来抒发情怀,浓淡相间,自然清朗,一种摆脱尘世牢笼完全放鬆的自由感、一种挣开格律束缚追求诗歌原始美的主体精神充溢于字里行间,似散文,却又极富诗意。

韩愈不仅以散文的章法结构诗篇,而且还在诗中大量使用长短错落的散文句法,尽力消融诗与文的界限。五言诗如《符读书城南》之“乃一龙一猪”,《瀧吏》之“固罪人所徙”,《谢自然诗》之“在纺织耕耘”,《南山诗》之“时天晦大雪”;七言诗如《送区弘南归》之“嗟我道不能自肥”、“子去矣时若发机”,《陆浑山火》之“溺厥邑囚之崑崙”、“虽欲悔舌不可捫”,都有意拗峭句法,使语势、节奏滞涩不畅,与传统五言诗之上二下叁型、七言诗之上四下叁型节奏迥然不同。又如《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东驰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侧,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

不受韵律、节奏、对称的约束,完全打破了诗歌圆转流利、和谐对称的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新颖、生僻、怪奇,散文倾向也更为明显。

在以文入诗的同时,韩愈还无视古典诗歌重形象、重比兴、重趣味的传统,屡屡在诗中大发议论,直接表述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形成了以议论入诗的特点。《荐士》、《醉赠张秘书》、《汴泗交流赠张仆射》等诗都穿插有议论,其《谢自然诗》“余闻古夏后”以下36句,《赠侯喜》“是时候生与韩子”以下14句几乎全是议论。这些议论,有的饱含忧怨,语义劲直,下笔不能自己;有的则纯属说教,用哲理取代了形象,读来枯燥无味。至如有的议论抒情色彩浓厚,且凝炼简洁,洒脱率放,足以振起全诗,自然是不可欠缺的。

在反对传统、锐意创新的路子上,韩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取得了应有的成就。他以宏大的胆气驾驭诗篇,赋予诗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超现实色彩;他雕鏤词句,尚险求奇,营造出大量他所独有的险怪意象;他以文入诗、以议论入诗,开一代诗风,这些无不展示出他在中唐诗坛所具有的独特地位。清人叶燮《原诗》说得好:“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事实上,韩愈的“崛起”及其对唐诗的“大变”,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对后世尤其是宋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破坏传统的同时也必须建立新的规范,这种规范,韩愈在诗中幷非没有建立,但相比起他的散文来还有欠完备。如用词造句刻意求新致使语意晦涩,对诗材的不加简择导致意象过于丑陋怪诞,大量使用散文化句式和哲理性议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诗歌的节奏美、形象美。如此种种,既对后世的诗歌创作造成不良影响,也曾引起后人的议论和指责。对于一位诗坛的改革者和新诗风的开创者来说,这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第叁节 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诗歌风貌

刘、柳的政治遭遇与心理激愤 刘诗的雄直劲健和民歌情调 冷峭简淡的柳诗及其他

刘禹锡、柳宗元是中唐诗坛两位重要诗人,他们交情甚篤,才华相当,而且“二十年来万事同”,政治遭遇非常接近,由此奠定了他们的诗歌思想内容的共同基础。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贞元九年(793),二人同登进士第,十年后,又一起由地方调入京城,刘为监察御史,柳为监察御史里行。顺宗永贞元年(805),刘、柳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刘任屯田员外郎,柳任礼部员外郎,在短短四、五个月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政局为之一新。但就在是年八月,在以宦官为首的保守势力的联合反击下,革新运动惨遭失败,刘禹锡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柳宗元被贬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十年后又分别迁官更为遥远的连州(今广东连县)和柳州(今属广西)。长期的贬謫生涯,沉重的政治压抑和思想苦闷,使柳宗元享年不永,47岁即卒于柳州贬所。有《柳河东集》,存诗一百六十餘首。刘禹锡后又转徙夔州、和州刺史,晚年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与白居易唱和,世称“刘白”。有《刘宾客集》,存诗八百餘首

与当时活跃在文坛中心的韩、孟、元、白诸人有狠大不同,刘禹锡、柳宗元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的,所以抒写内心的苦闷、哀怨,表现身处逆境而不肯降心辱志的执着精神,便成了他们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如刘禹锡的《酬扬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

直道由来黜,浮名岂敢要?叁湘与百越,雨散又云摇。远守惭侯籍,征还荷詔条。悴容唯舌在,别恨几魂销!

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诗里没有故作哀愁的无病呻吟,有的是巨大人生感恨形成的刻骨凄愴;憔悴的容颜、销魂的别恨、遥无际涯的愁思、肝肠寸断的哀怨,印证着贬謫诗人的人生苦难,充溢着他们搀和着血泪的悲伤意绪。清人贺裳评刘、柳诗谓:“五古自是刘诗胜场,……非徒言动如生,言外感伤时事,使千载后人犹为之欲哭欲泣”,“柳五言诗犹能强自排遣,七言则满纸涕泪。”(《载酒园诗话又编》)可谓恰切地道出了人们读刘、柳诗的共同感受。

刘禹锡及其诗风又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謫居年月里,确实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始终跳动着一颗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鳶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懣和反抗,幷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謁柱山会禪师》)。这种“感慨”不仅增加了其诗耐人涵咏的韵味,而且极大丰富了其诗的深度和力度。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捷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驥,秋霜动鷙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叁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臺”(《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慨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嚮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刘禹锡最为人称道的是咏史怀古的诗作。这些诗语言平易简洁,意象精当新颖,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时空中,缓缓注入诗人源于苦难而又沉潜凝聚了的悲情,使得作品具有一种沉思歷史和人生的沧桑感、隽永感,在中唐诗坛胜境独标。如《西塞山怀古》、《荆州道怀古》、《金陵怀古》、《姑苏臺》、《金陵五题》等作品,无不沉着痛快,雄浑老苍。就中尤以《西塞山怀古》为着: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诗咏晋事,而饱含现实意味,“似议非议,有论无论,笔着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不精到”(薛雪《一瓢诗话》),充溢着一种悲凉而不衰颯、沉重而不失坚韧的精神气脉,以及纵横千古、涵盖一切的气象,读来令人感慨遥深。据说此诗原是刘禹锡与白居易等四人的同题竞赛之作,刘诗先成,白览刘诗而为之“罢唱”,幷不无遗憾地说道:“四人探驪龙,子先获珠,所餘鳞爪何用耶!”(计有功《唐诗记事》)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叁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在长期的謫居生涯中,刘禹锡受民间俚歌俗调的浸染,还创作了不少富有民歌情调、介于雅俗之间的优秀诗作,清新质朴,真率自然。如《竹枝词二首》其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

用谐音双关语表现女子对情人的微妙感情,既具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狠高的艺术品味。

与刘禹锡诗相比,柳宗元诗又别具风貌。简言之,刘诗昂扬,柳诗沉重;刘诗外扩,柳诗内敛;刘诗气雄,柳诗骨峭;刘诗风情朗丽,柳诗淡泊简古

柳诗的这些特点,首先缘于他独特的心性气质。从本质上说,柳宗元是位性格激切、甚至有些偏狭的执着型诗人。他思想深刻,有着极敏锐的哲学洞察力,但却不具备解决自身困境的能力。面对沉重的人生忧患,他读佛书,游山水,幷幻想归田,希望获得超越;但他激切孤直的心性似乎过于根深柢固了,他对那场导致自己终身沉沦的政治悲剧始终难以忘怀,因而狠难超拔出来。在謫居永州的十年中,他“闷即出游”,而且也有“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的时候,但紧随这“一笑”之后而来的却是那百忧攻心的“已復不乐”(《与李翰林建书》)。这种忧乐交替、以忧为主的心态,使得柳宗元的大量纪游诗作染上一层浓郁的幽清悲凉色彩。苏轼评柳诗谓:“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盖妙绝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与螻蚁,同尽随丘墟。’仪曹何忧之深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引)所谓“忧中有乐,乐中有忧”和“忧之深”,道破了柳诗的奥秘。试看其《南涧中题》: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从“始至若有得”四句看,诗人“独游”的心境是愉悦的,但这种愉悦又是有条件的:愉悦之前,便先已存有沉重的失意之感;愉悦之中,失意之感虽暂时下沉到潜意识层次,却幷未消失;而在愉悦之后,这种失意之感便愈发浓烈地涌上心头。何况他所游之南涧是秋气毕集,回风萧瑟,林影参差晃动,气氛幽寂清冷,而所闻之声响又是羈禽的幽谷哀鸣!所有这些,作为触发他内心悲感的媒介,不能不使他愉悦未终便忧从中来,生发出“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的深沉至极的凄愴感受;而诗人又将此凄愴感受投射诗中,为景物统统染色,营造出一个砭人肌骨的清冷诗境。

柳诗的特色还缘于诗人自觉的美学追求。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柳宗元明确提出了“奥”、“节”、“清”、“幽”、“洁”诸点写作标準,其内在指向都与清冷峭拔有关。在创作实践中,柳宗元对具有凄冷意味和峭厉之感的意象也特别偏爱,大量使用诸如“残月”、“枯桐”、“深竹”、“寒松”、“零露”、“寒光”、“幽谷”等词语。在色彩选用上,也偏重于青、翠、碧等冷色调,如仅就其《界围岩水帘》、《再至界围岩水帘遂宿岩下》两诗所用词语看,即有“青碧”、“凝碧”、“青枝”、“阴草”、“翠羽”、“寒光”等,使得诗境阴暗幽冷。至于柳诗中使用的形象尖利的词语,更是所在多有,如“砉然劲翮剪荆棘”(《笼\鹰词》)、“左右六翮利如刀”(《跂乌词》)、“林邑东回山似戟”(《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奇疮钉骨状如箭,……支心搅腹戟与刀”(《寄韦珩》)等等,无不尖利峻刻。当暗淡的冷色调与词语尖利的峭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是作品的基调,还是作者的感受,都势必呈现出冷峭的风格特徵。这种特徵,在那首被誉为唐人五言绝句最佳者的《江雪》中,得到了集中表现: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一个“绝”,一个“灭”,见出环境极度的清冷寂寥;一个“寒”,一个“雪”,更给这清冷寂寥之境增添了浓郁的严寒肃杀之气。这里有冷,也有峭,是峭中含冷,冷以见峭,二者的高度结合,形成了迥异流俗一尘不染的冷峭格调和诗境,而柳宗元那忧愤、寂寞、孤直、激切的心性情怀,正通过这冷峭格调和诗境表现出来,闪现着一种深沉凝重而又孤傲高洁的生命情调。

当然,柳宗元的诗风还有淡泊紆徐的一面,前人多将柳诗与陶渊明、韦应物的诗风联繫在一起,认为:“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所贵乎枯淡者,谓之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是也。”(《东坡题跋•评韩柳诗》)从风格之淡泊古雅一点上看,部分柳诗与陶、韦诗确有近似之处,亦即都能以其接近自然、不事藻绘的风貌给人以清新淡雅之感,如柳宗元的《渔翁》一诗: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造语平实,设色淡雅,情致悠闲,境旷意远,确是一首淡泊入妙的好诗。然而,从总体看,柳与陶、韦的诗风又是颇有差异的:陶诗淡泊而近自然,最能反映心境的平和旷达;韦诗淡泊而近清丽,令人读后怡悦自得;而柳诗则于淡泊中寓忧怨、见峭厉,儘管诗人曾有意识地将此忧怨淡化,但痕迹却未能全然抹去,加上诗人在遣词造句上多所经营,致使不少诗作仍于隐显明暗之间传达出冷峭的信息

与柳宗元、刘禹锡交好而在诗歌创作上有一定成就的还有吕温。吕温(772~811),字和叔,曾从陆质治《春秋》,向梁肃学古文,幷与刘、柳一起参加了王叔文集团的革新运\动,叁年后被贬道州。今存诗约百首。整体水平虽远逊刘、柳,但也有少数篇章写得激切愤发,颇有豪气。如《读勾践传》:

丈夫可杀不可羞,如何送我海西头?更生更聚终须报,二十年间死即休。

在道州贬所,他说自己“壮心感此孤剑鸣,沉火在灰殊未灭”(《道州月嘆》),沉痛中不失坚劲;在调赴衡州所作《衡州送李十一兵曹赴浙东》一诗中,他这样写道:“慷慨视别剑,凄清泛离琴。前程楚塞断,此恨洞庭深。文字久已废,循良非所任。期君碧云上,千里一扬音。”全诗充满难以言说的悲恨,但仍有“慷慨”之气在。末联寄希望于友人,将诗意从消沉中振起,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

此期贬謫诗人还需一提的是李德裕。李德裕(787~849),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是中唐名相,在政治、军事上颇有建树。但一生陷于党争,且身为魁首,故多次受到打击,晚年被贬崖州(今海南琼山县南),卒于贬所。有《李文饶文集》,又作《会昌一品集》,存诗一百四十餘首

李德裕的诗文见解较为通达,他认为文学作品“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文章论》)。从他现存诗作看,基本不触及政治,多写个人生活情感,而其中较有价值的作品,大都写于被贬之后。“岭头无限相思泪,泣向寒梅近北枝”(《到恶溪夜泊芦岛》);“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登崖州城作》)。这些诗毫无雕琢,情感真切,于平实的描写和造境中寓有浓郁的思乡情怀,表现了老年政治家英雄末路时的无限苍凉之感。《謫岭南道中作》是李德裕的代表作品: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五月佘田收火米,叁更津吏报潮鶏。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

赴贬所途中,异于北国的物候习俗举目可见,既给诗人带来了新奇惊异之感,也愈发激起他的思乡之情。全诗写景抒情交替使用,而又融合无迹,末句景语直承“不堪肠断思乡处”,转折跌宕而情不能已,最是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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