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个人的思想空间,读书人才彻底被钉死在经典上

-回复 -浏览
楼主 2018-11-25 14:50:08
举报 只看此人 收藏本贴 楼主


孔子认为学习比读书广阔

在孔子的话语体系中,与“阅读”“读书”最近似的概念是“学文”,它的上位概念是“学”。孔子无疑十分重视学习,《论语》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本人则非常好学,而且非常自信,曾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但孔子的所谓学,是比读书大得多的概念。要言之,学之所指,大约相当我们现在所说的“行事做人”,也就是人的自我塑造。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因此,他评价学生的好坏,居然和读书没什么关系。鲁哀公问弟子中谁最为好学,他说是颜渊;理由呢,并不是书读得多读得好,而是“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是善于控制情绪,不贰过是善于总结经验,都不是读书的事儿。而“学文”在学里面的意义,反而不是十分重要:“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乃是行余之事。


孔子的所谓学,是比读书大得多的概念

而且,在孔子的思想中,学或者学文似乎只是士君子之事,他的有教无类也只是在士君子的层面,跟“民”的关系不大。所以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使知之当然就是不主张“民”多学习多读书,因此古往今来一直就有人以为孔子有一定的愚民思想。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他认为人的先天条件决定了并不是任何人都适合学习:“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最后一句话可以翻译为:“有了困惑也不知道学习,民众就是这个样子。”

读书在孔子教育体系中地位不高,可以理解为他更加重视身体力行,也可以理解为那时的书籍缺乏。到了荀子,学习的目的当然也是践行君子之道,为贤为圣,但阅读经典却几乎成了必由之路:“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因为经典在他的心目中有至高的地位:“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书》《诗》《礼》成为经典,拜孔子整理所赐,所以荀子教学生,方能有条件强调读书。人类社会的进步导致知识量增加,随之出现更多的书籍,因此,学习越来越重视书籍的作用,是一般性的趋势。

理学家重视体悟甚于读书

“学”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也是很重要的概念,具体使用时和“格物”的意思近似。

他将学分为小学和大学,小学“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大学则“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小学、大学的区别是年龄阶段的区别,更是学习内容的区别。小学主要学习礼乐御书数等技艺及规矩,大学阶段则格物致知,探究道理;至于忠信孝悌这些基本的伦理,则大小学都得学。

读书是学的从属概念,所以朱熹说:“读书乃学者第二事。”“读书已是第二义。”那么,第一事第一义是什么呢?是致知穷理。人之所以要读书,是因为“未曾经历见许多,圣人是经历见得许多,所以写在册上与人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朱熹本人对于读书很重视,《朱子语类》有很多读书心得和读书方法。但在他的思想中,读书作为格物的方法,始终只是第二事。另一种重要的格物方式,则是对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以及人物禽兽的直接观察。“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那首著名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明确表示了他更重视知识的生活来源。


朱熹认为读书作为格物的方法,始终只是第二事

即便如此,宋代的另一个理学大家陆九渊还不以为然,认为朱熹过于强调读书,士子们把精力耗费在经典学习上是增加负担,不能使思想纯粹。因此他说:“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负。”如何减负?无非就是少读书。他主张人心就是天理,尽心便是穷理,沉湎于各种经典乃是“大人不做却要为小儿态。”南宋淳熙二年,他与朱熹在江西鹅湖寺辩论,朱熹认为教育学生须“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约”,陆九渊则认为“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讲白了,就是一个人说要多读书,一个人说不要多读书。

名儒王阳明的思想和陆九渊一脉相承,认为心就是理,经典不过是心的记录而已。他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反复强调《六经》与心的关系:“《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因此,正确的学习方法是“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不是“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


王阳明眼中正确的学习方法是“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非考索文字

朱熹说观物,陆、王说尽心,在宋明理学家的认识论中,体悟是比读经更重要的学习方法,不少大儒的思想中甚至还具有明显的反对多读书倾向。

读经何以获得

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种情况在清代发生了根本改变,但关键原因并不是学问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一场让很多人痛不欲生的改朝换代。

明亡清兴,在当时很多遗民逸老看来,不仅是国家颠覆,斯民涂炭,更是沦于夷狄,文明腰斩。公元1644年5月(明崇祯十七年四月)清军入关,攻陷北京;次年5月,又攻陷南京,南明弘光帝被执于芜湖,后遭凌迟处死。八旗军的铁蹄短短一年间就碾碎了大明朝近300年的江山。创巨痛深的士子们迅速失去政治军事的反抗之力,所能做的就是痛定思痛反思故国的文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空谈心性的学风败坏了世道人心,这种文化培养出的人才,只会“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这种反思一旦落实到学问层面,就是对经典的重视。如顾炎武就绝口不谈心性,而主张知耻博文:“愚所谓圣人之道者,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士而不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博学于文也好,好古多闻也罢,无疑就得多读经典。在宋明理学那里,天理人心是最本原的精神实体,经典只是它们的载体。王阳明对于二者的关系有形象的比喻:人心天理就像仓库里的财物,经典只是账本,那么,只要主人拥有这些财物且心中有数,账本就可有可无。这个关系被顾炎武彻底倒了个儿:“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全祖望《顾先生炎武神道表》)”因此,顾炎武年纪越大,越致力于研读《六经》。而清初另一个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也说过:“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


顾炎武年纪越大,越致力于研读《六经》

清初知识分子这场意识形态的反思,根本的动因是亡国之恨,有明显的政治诉求。但大清朝经过顺、康、雍几代的武功文治,不仅江山稳固,甚至还表现出超越前朝的盛世之风。对于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文人士子,前朝早已音容渺茫,他们既失去了政治复辟的动机,也找不到质疑现政权的合理性,但顾、黄那代学者反对空谈心性、把掌握真理的途径由体道变成诂经的学习方法却被继承下来。加之清代统治者高度钳制思想自由,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讨论现实、抒发己见都有杀头之虞,挥霍才华的方式就只剩下了皓首穷经。葛兆光先生把以戴震为代表的经学家思路总结为:“把思想的依据回溯到古代经典,把经典意义的根据落实到字句,把字句的意义经过历史语言学的确定(《中国思想史》第二卷)。”这就是所谓的考据学。失去了问题意识的考据学,势必越来越细碎繁琐,难免堕于标榜智力或卖弄学问。在这个大前提下,不管为学动机有何不同,研究方式有何区别,古代经典都居于核心地位。至此,学习就完全成了读经,学习与读书之间几乎划上等号。

而且,理学心学考据学都只是思想家、学问家层级的事情,对于未及晋身的莘莘学子,经典早就具备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明清两代,科考的主要形式是写八股文,而八股文的指定内容又是四书五经,且表达的观点不能与朱熹相违。因此,只要在这条路上走,读经就是学习的不二之选。很多人除了四书五经,什么书也不读。《儒林外史》讽刺范进虽然中了举人,却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不过在清代之前,学子有更多选择余地,可以边参加考试边干别的,也可以取得身份后抛开教科书发挥自己的学问。陆九渊、王阳明等人都是进士出身,却并未妨碍他们抛开书本谈心性。只有到了清代,四书五经之外就几乎没有个人的思想空间,读书人的一生才被彻底钉死在经典之上。




出版人杂志 
[publishers]

随性读书,认真写字

严肃活泼,偶尔脱线

长按识别二维码即可关注


点击下列红色文字查看精选内容

行业2015书业年度评选印度书展中南传媒海外出版版图民营书业励讯培生企鹅华章亚马逊京东绘本馆电子书有声书涂色书新华书店涵芬楼书店诚品书店雨枫书馆出版上市馆配国际出版新媒体排行读客十年华东六少中南博集磨铁新经典

阅读疯狂动物城美人鱼布克奖卡佛帕慕克午夜之子时间简史纽约公共图书馆阅读城市·苏州世界最美的书艺术家手制书藏书票鲁迅版画新年特大号蒋勋·舍得女性传记

人物郭敬明罗振宇高晓松余秀华迟子建刘慈欣龚曙光童健黄书元沈元勤张立宪吴晓波曹文轩童之磊

我要推荐
转发到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