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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功能的五大战略机遇

思想火炬2018-01-11 07: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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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众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和北京习风堂联合打造的“凝聚正能量、传播好思想”官微,以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国家主流价值观、维护国家安全为己任,致力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

编者按: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日趋严峻的国际威胁、时代挑战和现实难题,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诸多与国家治理和时代发展“脱节”“倒错”“缺位”之处。与此同时,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持续发酵等国内外情势的消长变化,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步入了空前的战略机遇期。这些战略机遇包括治理性机遇(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创历史新高),发展性机遇(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网络化机遇(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社会化),认同性机遇(中国国内国际形象日益趋好)和危机性机遇(西方意识形态美誉遭受重创)。充分捕捉、把握和利用这些战略机遇,是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功能的必要前提。借此,我们可以有效地增强我国意识形态功能,提高对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实现意识形态建设“两个巩固”的预定目标。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提升,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逐渐引起世界关注,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四个全面”的布局,我国治党治军、经济社会“五大建设”阔步前行,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与此同时,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风光不再,其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话语权弱化。由此勾画了当下在“西强我弱”大盘面下的“西降我升”国际格局。综合起来,当下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功能迎来了空前难得的五大战略机遇期。唯有敏锐捕捉、充分把握和善于利用这些战略机遇,意识形态建设才有正确的出路与方向。下面,对这些战略机遇逐一加以阐述与论析。


一、治理性机遇:当前意识形态建设创历史新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建设,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之路。诚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研究院、亚洲项目主任凯瑞•布朗撰文写道:“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承担着推动现代性与提供社会共识和凝聚力的功能。”[1]事实正是如此。我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取得阶段性的成效。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之本,重视思想建党,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依靠这种光荣传统,我们党在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乃至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凯歌猛进,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尽管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重经济建设工作而轻思想建设工作,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大为掣肘,主流意识形态功能发挥大打折扣,但是这毕竟是支流。没有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向针和导航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党的各项工作就会迷失方向,陷入被动困顿。


意识形态工作如同“灵魂工程”、“思想工程”、“方向工程”,极端重要,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不容麻痹大意、不容有失误错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成就。在理论创新方面,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伟大事业,逐步构建起了内涵丰富、结构完整、反映时代脉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这个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承续与推进,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不懈探索的智慧和心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发展,也是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取得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国内外的新形势和新问题,讲的最多是意识形态工作,多次重点部署这项工作,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全面精辟的阐述。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在总结国际国内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深刻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它防线也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3]不难看出,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发展的硬实力,难免一打就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以意识形态为内核的文化软实力,则会不打自败,自毁长城。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意识形态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精辟的“顶层设计式”的阐述,反映了党中央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重视的高度、新度、力度和锐度,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形势是什么、意识形态工作应该如何准确定位、意识形态工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和领导要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高屋建瓴、深刻透辟的新解答。以马克思主义文本学,梳理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相关讲话,目前“显性文本”主要涵盖“一总九分”(“一总”: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九分”: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关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国梦的系列讲话等)。结合“隐性文本”的解读,凝练概括出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的“十论”,即一是地位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二是根本任务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三是内容论:“把理想信念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四是原则论:“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五是方针论:“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六是新领域论:“互联网巳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七是方法论:“一定要握好时、度、效”;八是创新论:“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理念创新”;九是对象论:“人民群众”(党员、领导干部、学生等);十是管理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使命,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时代性创新与发展,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指南,也为统筹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与其他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从实践来说,应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拒斥“低水平徘徊状态”,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推动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功能发挥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无论是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的广泛传播和大众认同,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践行日益深入人心,以及新闻传媒越来越“三贴近”,还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而不断奉献出美好的精神食粮,可以说都达到了历史的新高。与此同步,党中央如同连珠炮似的打出了“连环套”、“组合拳”,推行了一系列全局部署、长远谋划、务求实效、深得民心的治国理政重大举措,推动治党治国治军迈上新台阶。由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认同度也随之大大提高,这是我们多年罕见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大好形势和历史机遇,也是党和人民努力拼搏得来的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治理性机遇。


二、发展性机遇: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中国日益崛起,为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功能以及意识形态的大众认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究其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吸引力最终受制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建设状况,因为软实力只有以硬实力为依托,才能充分显示其魅力。”[4]

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跌入低谷、持续衰退,其影响所及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受到极大冲击,其中大多国家在经济持续低迷走低中徘徊,至今不见回暖之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迎难而上、敢于担当,在承担了必要的国际责任的基础上注重扩大内需、内部挖潜,从而使得中国仍然保持了较为强劲增长的势头,赶超进位不断刷新历史记录。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2位,2012年中国实际吸引国际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了美国。《每日电讯报》2015年10月9日报道称,IMF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的GDP将达到17.63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6.48%,而美国GDP将达17.41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6.28%。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习近平说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5]


理论和实践一再说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一方面,经济发展离不开道路和主义,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判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6]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同时也离不开积极的社会集团和先进的制度,离不开党的领导和民主制度。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比斯特在几年前出版的《中国大趋势》一书中认为,“纵向民主”是支撑中国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基础的八大支柱中最为重要的支柱之一。这种纵向民主的政治模式实现了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之间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国社会稳定和政治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这种政治模式在经济领域亦复如此,即政府以国有经济主导经济保持稳定和明确走向,同时在政府的引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使中国经济实现了稳定与活力之间的有机统一体。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中国这种政治发展模式以及经济发展模式可谓戛戛独造、独树一帜。[7]

实际上,在党的领导中,思想领导是关键,道路、制度和民主均是由意识形态“铸魂”的。因此,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密码,无论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来说,都不能离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维度。然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者都忽略意识形态因素对转轨路径的决定作用和对转轨绩效的重大影响,一些西方政要更是否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8]与此相反,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能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方式理性化,通过人们对制度公平的认同以减少“搭便车”行为,因此,“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经济绩效。”[9]事实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从来不是,也不能解读为纯粹经济上的变革与成功,其实,意识形态的调整变革或者说调整变革了的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稳定、活力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的调整不仅在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从源头上弄清楚一些必要的理论是非,诸如是以“两个凡是”为指导,还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三个有利于标准”为指导,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出并践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将之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事实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不仅在学理站得住脚,而且在现实经济实践中也不断得到了印证,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历史已然证明了这点。

诚然,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经济活动,具有经济价值,反过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同样也具有意识形态价值和意蕴,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客观基础和物质支撑。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进一步说,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得到历史承认的利益不仅能够变成现实,而且具有不可抗拒的思想力量。利益如果“顺天应人”,顺乎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那么,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11]。说到底,顺乎时代需要反映人民吁求的利益或者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相应地可以获得道义上和思想上的支撑。更何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前述这种制度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解放和巨大创新,而且以共同富裕道路为指向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社会“沧海桑田”式的巨大跃升式发展,由此又对于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作用尤大,同时也对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作用不可小觑。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深刻阐述的物质与精神、利益与信仰(认同)的内在辩证法。在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2]但是,他同时也反对一味地谋取私利,他指出:“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13]同样,习近平在“8.19”讲话中深刻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成效。”[14]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是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物质基础,中国经济崛起的价值意义已经超出单纯的经济领域,为大众认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制度”铺平了道路,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力。



经济建设就是党的总体工作中最具中心性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在党的总体工作盘面之中,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为的,也不是一般性的工作,而是最具根本性、系统性、决定性的“极端重要性工作”。两者决不可倒置,更不可偏废;两者相互影响,辩证统一。因此,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我们都应充分重视经济发展之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性意义。


三、网络化机遇: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社会化


意识形态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哪里人多,哪里就是工作的重点。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进入了“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人类生活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思潮的传播形式和存在状态呈现出新变化新特征,社会思潮传播的网络化分众化个性化趋势日益明显,网络舆论场域已成为社会思潮传播的重要阵地。当前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交往手段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新媒体自媒体给现代社会、国家、政党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乃至社会治理等带来了极其深刻的革命性变化,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及其未来走势。记得阿尔温·托夫勒等人曾经指出这一时代趋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将生存下去,为我们的后代塑造未来。而那些拒绝承认这一历史事实的人将被冲进历史的阴沟里。”[15]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网民第一大国,“微博”世界第一大国。“‘网络空间’作为具有鲜明主权特征的虚拟化‘第五空间’,亦已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16]因此,我们应当利用好互联网这个引领社会思潮的主阵地,让体现时代精神的、积极的、高雅的,能滋润心灵、陶冶情操和愉悦身心的网络文化和社会思潮在网络平台大化流行,让贩卖“三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和言论话语在互联网上尽量减少,从而使互联网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和引领社会思潮的前沿阵地。网络化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大众化社会化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好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网络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舆论化提供了机遇。网络时代告别了少数人创造历史的英雄时代,公众不是历史发展的“旁观者”、也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凭借自己的上网行动得以广泛地参与社会变革、历史发展以及人际互动的过程,与此同时,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舆论化大众化社会化的过程,体现民众创造历史、书写历史的意愿以及认知、反馈、评价、接受和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参与的舆论化过程。英国学者汤普森指出:“只有随着大众传播印刷媒体的发展,意识形态现象才能涌现为群众现象,因为在此以前象征形式的流通限于特定地点或具体阶层或人群。电子媒体的出现,特别是电视的出现,进一步强调了意识形态现象的群众性和群众潜力。”[17]尽管这种极具实时性、即时性、速捷性的大众参与,也表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对立性、歧异性或者异质性,但是,恰恰以这种形式的“多”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以个性化、多变性可以折射核心价值观相对稳定的“单一”。历史和现实证明,舆论的力量不可小觑,也不能一味地退避三舍。因为“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18]。因此,如果因为传媒时代大众的情绪、认知、态度对意识形态建设的负面作用而仅仅视之为“洪水猛兽”,拒之于千里之外,失去的不仅是了解公众的某种集体情绪或意识的契机,而且是利用网络化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社会化不可多得甚至是迄今为止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其二,网络化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互动性提供了机遇。传统的非互联网时代,凭借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基本上是“点对面”单向度的灌输与传播,没有网络化和新媒体意识形态传播的双向互动或多向互动、即时性和快捷性的“点对点”特质。单向灌输和传播具有信息来源的权威性的优势,却没有传播的互动性。意识形态传播的主体主要有三个层次:官方、专家和社会公众。比较而言,公众应该是意识形态传播的主体和主力军。传统时代,即使想要实现三个层次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没有具有足够支撑的物质技术基础。这就导致官方往往以意识形态的最高评判权威自居,“高高在上”、睥睨一切,知识阶层因为陶醉于拥有“知识特权”、“话语优先权”而“好为人师”,“目中无人”,由此构成了一个相对闭合式的传播系统,意识形态传统的互动性难以体现。在网络时代,网络化至少为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互动的可能性提供了社会平台和技术条件,同时使得那些一旦脱离网络平台的意识形态传播,变为自说自话、失去说服力和生命力的“个人独白”,传播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即使你拥有政治权力,或者拥有所谓的“知识特权”和“话语优先权”。

其三,网络化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化提供了机遇。对意识形态传播和认同来说,网络时代的公众既是对象性的客体,又是自主性的主体,一身二任。网络化和新媒体已然成为推动民众政治参与的神器,同时也是扩大意识形态认同的能动性、互动性、交互性等主体性的神器。根据2012年的《中国政治参与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编),受访者中关于“实际政策参与”的得分率十分可怜,只有11.00%,远在及格线之下。该项调查十分清楚地表明,当前中国公民政策参与度的低阶层级极低,迫切需要在当下和未来给予必要的提升。毫无疑问,网络和自媒体的大幅度普及,使得公众不再是传统的简单接受指令式的“被填鸭”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网络及时获得多元化即时性的信息,积极主动地参与有关网络议题,畅所欲言,发表对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反思和评判,“评头论足”、“指点江湖”,从而积极主动地建构自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且,正是由于其充分的主体性前提,这种认同才变得更加牢固,更加不可动摇。诚然,由于不同公众利益的差异,选择不同、需求不同,因而就看法相异、诉求各异,形成了新媒体交流的私语化倾向。如果政府过分敏感,一味压服或者封堵,很可能走向跌入广大网民逆反的“塔西佗陷阱”而不可自拔。

事实上,网络舆情和社会思潮反映了群体心态、利益诉求与价值取向,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作为民心民意的风向标,无视它们,党和政府就失去了一个了解社情民意最主要的信息传感器和晴雨表,由此很可能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重视“新意见阶层”、“自干五”、“公知”、“大咖”等的网络舆情和社会思潮,可以促进凝聚社会共识,凝心聚力,提升社会的凝聚力、整合力、向心力。总体而言,互联网技术和自媒体的广泛应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社会思潮管控引领的复杂程度和难度系数空前加大,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一方面也是加强新形势、新常态、“三期叠加”背景之下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利器”。因此,必须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牢牢控制在手,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健康发展、形成和谐的文化生态,使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从“最大变量”转变为“最稳定常量”、“最大正能量”,从而更加富有成效地引导和吸收良性的社会思潮,从根本上清除不良思潮,提升我国意识形态的功能。


四、认同性机遇:中国国内国际形象日益趋好


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引起世界关注,中国形象日益趋好,为我国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模式受到国际社会各个层面的广泛关注前所未有,他们不断地探讨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地位和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体制;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依据科学发展观制定的国家经济规划的主导作用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这是中国模式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也是获得成功的三个根本因素。”[19]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研究了中国发展道路时,着重强调了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决定性作用。在论及中国取得了现代史中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时,奈斯比特认为:“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指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20]关于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著名国际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主办的《麦肯锡季刊》杂志刊文认为,经过改革优化的中国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要更加成功,同时也更能适应国际性的竞争。[21]

2015年3月18日,《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4》出炉。与2013年相比,总体上2014年中国国家整体形象的国际认可度稳步提升。海外受访者看好中国未来发展形势,国家主席习近平获得较高的国际认知度,中国发展理念(特别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依法治国”)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被高比例地接受,中国经济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国际影响力得到了更多认可,各国普遍看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且期待更好发展以及主办大型活动提升了中国国家的国际影响力。除了这些宏观视角的中国形象研究之外,微观视角的电影研究也显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和趋好。比如,有学者写道:“好莱坞屏幕中的中国形象是美国社会基于自身的态度、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以及中美关系而构成的对中国的他者想象。纵观好莱坞电影史,由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屏幕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五个时期的变化:早期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腐朽衰败的封建帝国形象、新中国成立前的战祸不断与贫穷落后形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红色威胁’形象、20世纪90年代的妖魔化国度形象以及当今的经济政治大国形象。”[22]据中国新闻网2016年10月25报道,非洲知名民调机构“非洲风向标”发布《中国在非形象调查报告》,从地域、国别、影响因素等多个角度对中国在非影响力和形象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评估。2016年10月24日,该机构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了题为《非洲人欢迎中国》的头条文章报道此事。总体上调查显示,中国形象总体积极正面,中国模式获认可。

的确,随着中国国家实力不断提升,我们的外交风格正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一系列大手笔,展示了中国领导层高屋建瓴的外交智慧,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国愈发成熟的外交能力。中国作为大国,扮演好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这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世界对中国的强烈需要。在不断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始终秉持传统的战略智慧,向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思想、中国理念,这对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大有裨益。可以说,十八大以来,通过一系列的内政和外交举措,中国的国际地位稳步提高,在很多国际外交场合中国领导人成为“焦点中的焦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经济快车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0%左右,对促进世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诚然,我们承认,挨饿挨打的历史已经结束了,失语挨骂问题还比较严重,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和中国国际传播能力还不强。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23]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悲观的结论,否定这些年来中国形象的国际影响日益趋好,否定这种趋好为我国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五、危机性机遇:西方意识形态美誉遭受重创


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意识形态的“美誉”和话语权风光不再,为人们认同与接受我国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提供了重要机遇。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意识形态在20世纪九十年代曾经随着苏东剧变的到来而达到了广受追捧的最高值,西方崇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客和知识分子欣喜若狂,喜不自胜,他们纷纷抛出“警世宏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学者福山和亨廷顿。福山曾经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信心满满地说道:“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在全世界涌现的合法性,它为什么会战胜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近代的共产主义”[24]。由此,他得出了十分乐观的结论认为:“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不论是军事管制的右翼,还是极权主义的左翼,人们都发现,在世界貌似最专制的核心地带存在着巨大的致命弱点。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二十年间大面积塌方。尽管他们没有都千篇一律地实行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但自由民主制度却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各种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25]

然而,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在过去的短短20多年里,作为所谓“胜利者”的美国却成为全世界最为找人厌烦招人恨的“灾难制造者”“麻烦制造者”,凭借飞机导弹强行推行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制度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日益不得人心,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华盛顿共识”只是代表富人俱乐部的“政治偏见”,在全世界面前必然出丑而且也已经出了丑。正如有学者认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民主’与‘自由’——被许多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视为建构21世纪社会的两大支柱正严重变形与退化,成为世界动荡的来源。”[26]事实胜于雄辩。“普世价值”的口号甚至在西方国家内部都难以落地,一些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劳资对立、贫富分化、人权无保障等就是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极大践踏和背离。在国际上,西方国家打着“普世价值”幌子,策动的侵略、掠夺和制造的灾难更是罄竹难书。在“普世价值”掩盖下,西方国家操纵“颜色革命”“街头政治”,不仅不能阻碍“阿拉伯之春”变为“阿拉伯之冬”,而且导致世界上不少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混乱、难民流离、经济衰退的深渊而难以自拔。而遭到西方武装入侵的国家,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整天在战乱、杀戮、灾难的泥坑里苦苦挣扎。冷酷的事实使得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不认同并拒斥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2008年源自美国、蔓延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整体实力出现全面颓势的证明,同时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正在崩解的标识。危机爆发后,不少西方学者特别是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了代表性著作《21世纪资本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据,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持久而广泛的讨论。他以十分翔实的数据揭示了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国内之财富不平等程度以及恶化趋势已达或超越了历史最高,认为不是别的,而是不加制约、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这种现象。对于这场金融危机,有学者指出:它“不仅是对美国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其中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绝地‘报复’,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的有力清算,更是对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战”。[27]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著名学者斯宾格勒就充满预见性地预言的“西方的没落”正在成为现实。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盲目崇信新自由主义必然带来的灾难和恶果只能自己亲自品尝,当今世界,唯有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世界的良心。最具说服力的是,就连曾经是“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美国学者福山也修正了自己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观点,他诚实地指认道:“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历史并没有如他所说的“已然终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并非人类历史进化和发展的终点。而且,不少世界级的思想家和学者都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而且预言了世界和美国必将发生巨大变化的未来。毫无疑问,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反思、批判、否定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意识形态,使其“斯文扫地,美誉不再”,客观上为人们认同我国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可以说,提升意识形态功能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复杂性科学。不难看出,上述关于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功能的五大战略机遇,有国内机遇和国外机遇,有意识形态自身的机遇和外在于意识形态的机遇,也有主观的机遇和客观的机遇,还有积极作为性的机遇和“可遇而不可求”性质的机遇。同时面临如此机遇,的确是空前难得的,也是应该着力利用的。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能否抓住它,事在人为。这启发我们,无论在当下还是在未来,我们在意识形态建设中都应该树立战略性思维、系统性思维、动态性思维,决不能“孟浪从事”、“就事论事”、“刻舟求剑”,否则,很可能如同有人在回家的路上丢失了东西却只知道在路灯底下寻找一样滑稽可笑。质言之,提升意识形态功能,不仅要善于等待时机、待机而动,而且要善于把握机遇、利用机遇,始终冷眼观世、积极作为,唯有善于把握并利用机遇,分析矛盾利用矛盾,才能在意识形态工作上化被动为主动、转危为机、化腐朽为神奇,将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和提升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1]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1—2012):核心价值与意识形态建设》,第389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53页,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4]黄明理:《马克思主义魅力与信仰研究》,第210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4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4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7]参阅[美]约翰·奈斯比特、[德]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第39-60页,魏平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

[8]郭忠义:《论中国经济奇迹的意识形态原因》,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第120-124页。  

[9]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载(美)詹姆斯·A·道 (Dorn.J.A)、(美)史迪夫·H.汉科(Steve H. Hanke),(英)阿兰·A.瓦尔特斯(Alan A. Walters):《发展经济学的革命》,第109页,黄祖辉、蒋文华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第22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4]蒋建国主编:《凝聚在共同理想和信念的旗帜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第15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5] [美]阿尔温·托夫勒等:《创造一个新的文明: 第三次浪潮的政治》,第6页,陈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16]赵欢春:《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当代挑战》,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4-18页。

[17] [英]约翰•B. 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第287-288页,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18]《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第418页,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19]胡钧:《“中国模式”的实质和特点》,载《红旗文稿》2012年第21期,第8-10页。

[20] [美]约翰·奈斯比特、[德]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 第1页,魏平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

[21]华强森:《麦肯锡:重新评估中国国有企业》,载《商务周刊》2008年第Z2期,第52-54页。

[22]高兴梅:《好莱坞电影里中国形象的变迁》,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74-81页。

[23]《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第432页,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24]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1页,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5]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4页,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6]《朱云汉著书纵论21世纪世界大势》,载《参考消息》2015年8月7日。

[27]李慎明:《国际金融危机现状、趋势及对策的相关思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第5-13页。

(作者:张志丹,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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