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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敬龙获死刑与康习文老师的巨额赔款:为什么总是指鹿为马?

散淡心情2018-07-20 08:19:27


这几天有两件事在朋友圈很火。一件发生在河北。石家庄高营村年轻农民贾敬龙因为村党支部书记何建华强拆婚房,殴打他全家,在与村长协商解决强拆款无果、四处上访上告无门,走投无路,用射钉枪射杀了村长,经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河北省高院终审,最高法核准,贾敬龙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件发生在湖南。新化县吉庆镇户长小学教师康习文,在学生刘梦龙几次三番没有完成数学基础训练作业、老师批评又跑出教室后,将他拉回来在腿部用教鞭打了几下,刘梦龙同学的抚养人及家长以此为由,到学校吵闹,并将小孩送医院住院,后由当地镇村政府、联校领导、学校校长调解,由康习文老师赔偿医疗费等各种费用
13000元。

这两件事之所以火起来,是因为这两起事件的最终裁决,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是非观。

贾敬龙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杀人。村支书何建华组织人马强拆他的婚房,是以村支两委的名义,冠冕堂皇。贾敬龙为此反抗过,却终因拗不过大腿而放弃了反抗。这是贾敬龙后退了一步。房子拆了,总得补偿吧。可是,贾敬龙却得不到正当补偿,而且,因为没有按期拆迁,其父母、奶奶及本人在村里应该得到的福利,由于何建华的粗暴干涉,也被停发了。为此,贾敬龙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曾私下里托人向何求情,请求将应得的补偿款要回来,请求得到应有的福利。这又是贾敬龙后退了一步。在虽经多方交涉仍旧得不到落实的情况下,贾敬龙依然没有去杀人,转而求助于公权力机关,多次向检察院、向信访局反映。这是贾敬龙退的第三步。然而,贾敬龙的上诉,得不到任何人的理睬。贾敬龙在退无可退、万般无奈、彻底绝望之下,才最终选择举起射钉枪,以恶制恶,枪杀了何建平。

何建平又是何许人也?两次被判刑,服刑完毕就当了村主任、村党支部书记,欺男霸女,鱼肉乡里,被其调戏的妇女老公曾砍了他十几刀,不了了之。就是这个何建华,始终在利用公权力,冠冕堂皇地侵害着所有人的私权,这种侵害的对象,可以是你,是我,是任何人。

我要说的是,在这一事件中,贾敬龙面对的是整个体制。何建平、检察院、信访局,都是代表体制,横亘在贾敬龙面前。何建平表面上看是个人,但在此事件中,他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村支委会、村委会。可是,整个体制,却没有贾敬龙的说理之处。贾敬龙的婚房,说拆就拆了。所应该得到的补偿,说不给就不给;贾敬龙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到上级机关进行申诉,上级机关说不理就不理。在体制面前,他的权益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保障。他最后的铤而走险,与其说是射杀了何建华,不如说,是对体制绝望。

贾敬龙因为反抗体制,结果了何建华个人的生命,当然是有罪的。但是,他的罪,每个人都认为是情有何原的。因为,是整个公权力机关首先的乱作为,后来的不作为,才导致了贾的以恶制恶。这有点类似于《水浒传》中武松杀死西门庆、潘金莲。武松从东京归来,在详细查明了兄弟武大的死因后,拿着骨殖做证据,要求知县捕人。可是,代表着体制的知县,却因为平日里得了西门大官人的打点,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捕人。武松无奈,出于为兄弟报仇的目的,设计取得了潘金莲、王婆的杀人口供,并最终斗杀了西门庆、结果了潘金莲。在这里,武松也是在用自己的以恶制恶的方式,在和不作为的体制做抗争。

然而,武松与贾敬龙,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武松杀人后,提着人头,押着王婆,向阳谷县衙门自首。阳谷县令虽则此前得过西门庆的好处,但面对满城民众一边倒的舆论,不敢造次轻率地判一个“立斩”,而是写明原委,向青州府申报。青州府知府“怜惜武松是条好汉”,修改了阳谷县递交上来的案卷,判了王婆“斩立决”,只判武松“刺配沧州”。而贾敬龙,从中院到高院再到最高院,从一审到终审再到复核,却全是“斩立决”。

这就是现行体制的冰冷之处。即使在封建时期,他们在做出判决的时候,也得考虑民意,也得考虑其犯罪的因由,并最终做出合适的能够顺应民意的判决。可是,现在呢,体制犯错在先,逼迫民众铤而走险,以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却又以同一个体制内的另一个机关,仅仅以事件的结果为依据,不问因由,判定公民贾敬龙罪无可赦。将颠倒了的是非,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明末思想家顾明成曾说:“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贾敬龙案件,就是这一论点的有力佐证。这一判决的结果,带来的后果将是,跋扈者愈加跋扈,横行者愈加横行,因为这样的行为受到体制的保护,底线只有一条,不打死人就行。即使打死了人,也可能会像《红楼梦》糊涂僧判断糊涂案般进行判决。反过来,弱小者愈加弱小,受欺凌者愈加受欺凌,因为,法律并不保护他们。

康习文老师因为不合打了一下学生刘梦龙所付出的巨额赔款,就是在此种是非观下产生的。

如果康习文老师与刘梦龙这位学生的家庭,在此事件发生前有过家庭恩怨的话,我们还勉强可以认为,康老师是利用老师的身份,对作为学生的刘梦龙进行报复。可是,如果双方家庭此前没有任何恩怨,我们只能认为,康老师督促学生刘梦龙完成作业,是出于老师的责任心。老师要求学生完成作业,是老师的份内之事。一而再,再而三地督促,是老师的敬业。刘梦龙不但不完成作业,而且老师的批评不接受,老师稍稍处罚了一下他就往教室外面跑,对此类不服从管教的学生,如果不是极端负责任的老师,向学校报告一声,也就完事,反正又不是自己的儿女,管他做甚?正因为康老师负责任,才将学生截了回来,气急之下,拿着手中的教鞭,在学生的腿部打了两下。然后,刘梦龙同学才有“此次作业完成得非常好”之结果。

可是,在刘梦龙将老师打了他的事告诉了监护人和父母之后,事件却向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吧。反正是监护人、家长到学校吵闹,本来没有任何症候显示刘梦龙同学出现异常,将刘梦龙同学送到医院住院,然而列出开支清单,要求康老师赔偿13000元。

我在这里不想说家长怎么怎么样。我只想问,当地的村支书,当地的镇政府,所在的联校领导和小学的校长,他们的是非观哪里去了?

这件事,显而易见,是学生家长的借题发挥,以此向康老师发难,向学校发难。村政府、镇政府、联校和学校,这个时候,代表的是体制。可是,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对此事进行处理的时候,对家长的恶行,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止?为什么他们一个一个,以康老师打了学生两下为藉口,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要求康老师赔款?他们应该知道,学生家长此类恶行如果没有得到制止,以后来学校为所欲为的家长为所欲为的学生,可能更多。他们也应该知道,如果一个老师因为责任心,稍稍管学生过了头,却落到这样一个既要赔礼道歉又要赔偿巨额钱款的下场,他们今后在工作中岂不胆战心惊,他们还敢管理学生吗?他们还能够履行一个教师正常的工作职责吗?再说具体一点,像刘梦龙这样的学生,还有哪个老师敢教吗?这岂不是让教育的意义尽失?

在这一事件中,如果我们仅仅谴责家长的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应该谴责的是体制内的人员。正是体制的软弱与纵容,正是体制内颠倒的是非观,才造成了家长在学校面前、在老师面前胡作非为的后果。

让恶者更恶,让弱者更无路可走,我们体制框架下的一些判决和裁决,总是这样指鹿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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