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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式家具对清宫家具影响研究(上)

笔花墨雨2018-04-16 14:42:23


 

关键词:清宫 广式家具 珐琅 玻璃油画

 

中国的传统家具,历史悠久,而到了清代,达到了发展的极致。清代的宫廷家具以其做工精湛、用料考究而闻名,代表了清代家具制作的最高水平。清代的宫廷家具,融汇了全国各地家具的风格特点,在吸收各地家具优秀技艺的同时,发展提高,形成了清宫家具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语言,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在存世于今的清宫家具中,有很大一部分家具是受到岭南地区广东家具的影响,这类家具,用料考究,造型厚重,装饰风格华丽精美,中西合璧,具有着鲜明的广式家具的风格特点,下面笔者就所看到的档案史料,并结合故宫现藏家具实物,进行简要梳理,对广式家具的风格特点对清宫家具的影响概论如下。

 

一, 广式家具产生的背景

广东地处南疆,北倚五岭,南临大海,山川秀丽,物产富饶,人文毓秀。有清一代,广东经济发达,商贸繁荣,工艺美术异彩纷呈,而省城广州更因“一口通商”政策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汇之地。

广式家具的产地在广州,广州是对外贸易的窗口,是中西文化折射的焦点。从陆域山川形胜来看:“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连天”。采中原之精粹,将中土文化汇集于此,面对蓝色的海洋。秦汉时,中国商贾多至岭南货易,及晋、南北朝广州乃为市舶所聚。明清之际,“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来自全国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这里做着兴旺的、有利可图的生意”(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中的“广州城概述”)。据《南越笔记》卷六记载:当时设有太平粤海二关:“粤东省境,北通西江、东浙、南楚诸处者为太平关,在韶州。其东南接诸洋面及粤西、闽、滇各省海运商贩者为奥海关。各关口俱滨海岸。粤地出产繁多。陈若冲记中所云‘人物富庶,商贾阜通,故市中出纳喧阗,盛于他处’”。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南洋各处的优质木材及香料,首先要由广州进口,制造家具的原材料比较充裕,这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为当时广州家具的的制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中国家具在十六世纪时已输入欧洲。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在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曾来到广州,后来在回忆录中详细地描述了广州的街道和商业情况。他说许多的手工艺人都在为出口贸易而工作,出口品丰富多彩,其中就有硬木家具如写字台、桌椅、床等。葡萄牙一度是东西方贸易的霸主。他们从里斯本出发,带上欧洲的仁业品,沿途在各地海港进行交易最后来到中国澳门,‘满载金、绢、寨香、珍珠、象牙精制品,细工木器、漆器以及陶器而返回欧洲’。大量的出口商品由国内各地汇集而来,广州自然成为重要的出口生产地,其中家具业也就相当发达。”

大量的中国家具输入欧洲,曾对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家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带来了社会生活新风尚。封建统治时期的森严、刻板、呆滞被打破,宗教的束缚松弛了.接着而来的便是在一切人事行为中出现相对轻松、自由、放纵的追求。这就是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流行的“巴洛克”时尚之后在欧洲进而在美洲社会普遍流行的“罗可可”风。罗可可是一种社会情调,这种情调表现在对纤巧轻俏、闪烁华丽和线条优美的物质喜好中,而这种以华丽优雅著称的罗可可风尚又反过来影响了东方的审美。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清代经济、文化、外贸迅速发展的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西方传教士的大量来华,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西方的美学观念,促进了中国经济和文化艺术的繁荣。

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份,融汇于传统文化之中并创造了崭新的文艺形式。清代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之后,进出口贸易隆盛,也为外国文化和欧洲美术进入中原和内廷,大开方便之门。当时,从欧洲输入的绘画、版画、金工、珐琅、玻璃等作品最先经过广州,再贡进内廷或流向各地大城市。其工艺技术往往也首先在广州生根、开花、结果,再向各地传播。

来自广州的洋货贡品,也为宫廷带来前所未有的新东西,清代帝王的生活奢靡铺张,皇帝及其家人“集天下物用,享人家富贵”,是天朝财富最大的消费者。地方大吏每逢节庆时节,都要进献当地物产给天子,以博取皇帝的欢心。广东被誉为“金山珠海”,是皇家的“天子南库”。皇帝后妃对舶来品的欲望,刺激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依靠广东十三行这一洋货市场竞相采购进口货物之风,从而带来宫廷内的洋货热。

此时统治阶级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表现出极大的欲望,追求一种绚丽、繁缛、豪华之气,当时的上层统治阶层竞相斗奇夸富,“不差钱”的心理极剧膨胀,他们调集能工巧匠大肆修建住宅、园林并配置相应的家具,彰显其显赫的气势,而广式家具成为清代统治阶级室内不可或缺的重要陈设家具。广式家具为清代统治阶级所青睐,究其原因,其一,是由于广东是贵重木料的主产地,南洋各国的优质木料多经由广州进口,制作原料充裕,因此广式家具用料毫不吝惜,家具尺寸随意加大放宽,以显示雄浑与稳重;第二,当时西方正值文艺复兴后的法国路易十四、十五时期,巴洛克和罗可可风格的艺术大行其道,影响遍及欧美。西洋家具追求美观,因此雕刻多、手工多、镶嵌多、装饰性浓,如精美浮雕的大量运用或运用自然界的形状及材质,如叶形、兽头或兽脚、水果或波浪等,更有很多极富想象力的造型,如女神像、天使像等。与中式古典风格的古色古香相比,西洋风格给人以金碧辉煌和雍容华贵的效果,符合盛世王朝的审美追求,对处于对外贸易前沿口岸的广式家具产生了很大影响,借鉴了西方装饰风格的广式家具成为清廷主要家具来源。第三,清代中期,特别是到了乾隆时期,国内秩序稳定,经济发展,库藏充盈,使统治者有足够的闲情雅性享受山水园林之趣。清代统治者北京城内大兴土木,营建园林,除在内城建造三海工程外,还在西郊兴建三山五园,供皇家享乐之用。其中始建于康熙年间的圆明园被称为“万园之园”1707年),由圆明、长春、万春三园组成有园林风景百余处,建筑面积逾16万平方米,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

图为圆明园内大水法清王朝倾全国物力,集无数精工巧匠,填湖堆山,种植奇花异木,集国内外名胜40景,建成大型建筑物145处,内收难以数计的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在这些建筑中,除具有中国风格的庭院外,长春园内还有海晏堂、远瀛观等西洋风格的建筑群

图为圆明园内海晏堂)这些西式殿堂兴建后,里面多配置与之风格协调的陈设品,据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西洋楼内的洋玻璃灯、地毡、自动玩具、机械钟表、西洋镜、铜版画等陈设,都是由粤海关通过洋行商人采买运过来的,这些来自西洋的物品,必然会摆放在中西合璧、彰显奢华富贵的广式家具上,无疑成为西式殿堂里面不可或缺的重要点缀。从存世于今的清宫内务府档案中可以看到,在清代宫廷苑囿内,广式家具无处不在。如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初三日(记事录)记载:“催长四德、笔帖式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紫檀木边西洋玻璃插屏一对(长春书室换下),传旨:将牙子收拾好,交圆明园摆水法殿,钦此。”另据乾隆三十六年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油木作)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如意传旨:水法殿十一间南楼下第三间东西罩腿上,现挂紫檀木边西洋画玻璃小挂屏六件撤下,照对面现挂紫檀木边雕西洋式画人物玻璃玻璃大挂屏尺寸作法一样,成做挂屏二件,其画交如意馆艾启蒙画,应用之玻璃着造办处按尺寸挑玻璃呈览,得时在南楼下东西罩腿上安挂,钦此。”为迎合清皇室追求奢华的审美爱好,清宫造办处专门设立了“广木作”制作广式风格的家具,刻意创新,满足清代皇室对家具的需求。

广式家具一方面汲取了中国传统的家具的风格,同时也吸收了西方家具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新款式,如博古柜、书架、桌、椅、凳、花几等,用材粗大充裕,木质一致,不少家具采用一木连作而成,即是用一种材料制成。如紫檀、红木,皆为清一色的木种,且不加漆饰。其装饰雕刻技法上的特色是花纹雕刻深峻,刀法圆熟,磨工精细。其雕刻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建筑雕刻的影响,无论其装饰的花纹和纹样,不少是采用西法而成。如广式家具中大量采用的西番莲作装饰,这种西番莲花纹,线条流畅,变化多样,可以根据不同器形而随意延伸,

图为西番莲纹饰如果装饰在圆形器物上,其枝叶多作循环式,各面纹饰衔接巧妙,很难分辨它们的首尾。

 

 

二,西洋工艺装饰技法的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装饰风格和技法上,广式家具大量采用了西方的装饰风格及技法,在工艺上,广式家具大量采用珐琅镶嵌、象牙雕刻、玻璃油画装饰,形成了一套广式家具独特的装饰手法。

广东地区位于对外开放的前沿,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广东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西方的先进的工艺技术,如当时的玻璃工艺,广州的玻璃业很发达,由于地缘优势使得广东地区输入了不少西方玻璃,人称“洋玻璃”。“广州人还利用进口玻璃的碎片回炉烧成玻璃器,同时也用本地矿石作原料烧炼成玻璃器,人称“土玻璃”。所以,广州玻璃业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玻璃器。”英国马嘎尔尼于乾隆五十八年来华,经过广东时也看到广州玻璃的生产情况并深知其特点。(《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英斯当东著,叶笃文翻译)。而清宫造办处玻璃厂第一代工匠中就有广东玻璃匠在效力。“广东玻璃工匠程向贵于康熙末年制成雨过天晴刻花套杯、周俊制作的雨过天晴素套杯,都得到了雍正帝的好评。”伴随玻璃的传入,就是玻璃油画业的兴起。玻璃画就是在玻璃上画的油画,明末清初由西洋传入中国,首先在广州兴起,形成了专业生产,其作法是用油彩直接在玻璃上作画,它与一般绘画的画法不同,是在玻璃的背面作画,但从正面欣赏;一般绘画是先画远后画近,而玻璃画则先画近后画远,用远景近景。尤其是人物的五官,要气韵生动,更非易事,十八世纪玻璃画在欧洲被称为背画(Back Painting),“这种绘画与在画布和木板上绘制的画完全相反,它在玻璃背面完成,而在正面可以清晰地看见”。玻璃画最早见于十五世纪意大利天主教圣像画。由于绘制技术难以掌握,到十八世纪欧洲已经不再流行。但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广州口岸,玻璃画却大行其道,甚至成为广州画匠外销画的重要画种。

图为描绘广州十三洋行图的老玻璃油画当时一位叫做德经(De Guigue)的西方人在其游记中称广州为中国的玻璃画中心,并记载了广州玻璃画的具体绘制方式:“中国画家喜欢用薄的玻璃镜作画板,因为厚的玻璃镜会使颜色变浅,影响画面效果。他们一般用油彩绘制,有时也用树胶混合颜料作画,绘制时画家先画出图案轮廓,然后用一种特殊的钢制工具将镜背面相应部分的锡和水银除去,以便划出一块清晰的镜面来绘制图案。”广州生产的玻璃油画的题材多是应欧洲“中国趣味”的需要而产生的,主要绘制内容是用鲜艳的色彩在玻璃上描绘中国风景,有时添上休闲的人物,这些玻璃油画制品多描绘广州珠江沿岸商馆区风光、黄埔锚地、十三洋行等风光,具有很强的写实性,玻璃油画由于其强烈的装饰效果,进入到了清代宫廷中,在皇家宫殿苑囿中极为常见。在清宫档案中称为“画片玻璃”。如乾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金玉作):“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副催长三达子拆来含经堂画片玻璃四对三十二块,思永斋画片玻璃二对十六块,旧园画片玻璃三对二十四块,玉玲珑馆画片玻璃三对二十四块,澹泊宁静画片玻璃一对,拆下八块……”。不仅用于单纯的玻璃上,也很快用在了家具装饰上,特别是在屏风类家具上应用广泛。清代中期以后,统治者大兴土木,营建离宫别苑,在这些建筑内充斥着大量的可供观赏陈设的家具,如大型的围屏、悬挂于墙壁之上的挂屏、小型的炕屏等,而画法精湛、吸收了西方绘画风格的玻璃画家具也随着统治者的偏好传入了清代宫廷中,成为清代宫殿居室内部重要的点缀。如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油木作”记载:“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金漆边油画挂屏一件。传旨:将金边熔化,另换紫檀木素边。钦此。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换做得紫檀木素边油画挂屏一件持进,安在养心殿呈览。奉旨:着在水法殿挂。钦此。于二十六年正月初九日,副领催周公也将紫檀木边油画挂屏一件持赴水法殿挂讫。”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金玉作)里记载:“于十五日员外郎五德等来说太监鄂勒里传旨阐福寺楼上现设坛城纱罩上查安之玻璃尚少十片,着寄信热河,交永和在园内各处查现挂油画玻璃挂屏,并库贮之玻璃挂屏,有对尺寸者查五六对送来呈览,钦此。”现在在故宫博物院内,还珍藏有一些镶嵌着玻璃油画的屏风,无一不体现着广式家具的装饰风格和特点。

图中这件紫檀边座嵌牙雕十三洋行图插屏就是一件作工很细腻的广式玻璃油画家具它以清代中期广州十三洋行为背景制作,屏风横87厘米,纵47.5厘米,通高141厘米,插屏边框及底座为紫檀木制,屏心以染牙雕刻广州风景,画面以当时在广州开设的十三洋行建筑为主体,描绘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画面中舸帆如过江之鲫,在水面上川流不息,两边的岸上一座座中外建筑物鳞次栉比,客商云集,由近及远的靖海门、越秀山镇海楼等著名建筑物尽收眼底。整个画面颜色鲜明,层次错落有致,立体感极强,富有写实般的效果,表现了当时广州做为对外通商口岸的繁忙情景。此插屏以玻璃油画作衬地儿,在玻璃的背面描绘乌云和水波纹来表现屏心的天际部分和江水,象牙着色的大小船只就直接粘在玻璃表面。为防止嵌件脱落和灰尘的污染,又在它的屏心外罩上了透明的玻璃框。这件插屏的边框雕刻双边线夹夔纹绵结图案,蝙蝠间卷草纹站牙,两柱间的绦环板上浮雕蝙蝠和夔纹,披水牙及座墩上则浮雕蝠纹及西方巴洛克纹饰风格的卷草纹。插屏背面则采用极为名贵的楠木板材,嵌染牙博古花蝶图案,雕工细腻,装饰丰富。)

广式家具中还大量采用珐琅工艺,清代的珐琅制作主要是在广州,珐琅,在明代称为“大食窑”,清人俗称“景泰蓝”。另外还有錾胎珐琅,即明人称之为“佛郎嵌”者,其传世遗物甚少。然而清宫旧藏珐琅器品种丰富,工艺精湛,除掐丝珐琅、錾胎珐琅外,还出现了画珐琅和透明珐琅两个新品种,其中画珐琅被应广泛应用于家具制作中。画珐琅俗语称“洋瓷”,据《明史·外国列传》记载:“古里,西洋大国,……永乐六年,命中官尹庆奉诏的抚论其国,赉以彩币。其酋沙米的喜,遣使从庆入南……贡物有宝石、珊瑚珠,拂郎……”。古里,在明代是印度喀拉拉邦北岸的一个国家,经古里献给中国皇帝的“拂郎”面貌如何,已难知晓。目前,仅见明代金属胎起线珐琅制品,被称作“大食窑器”。而金属胎画珐琅器,则是十七世纪中叶,在西方传教士呈进欧洲画珐琅的影响下,才于康熙年间在宫廷内珐琅处开始烧造,但烧造技术不高,釉料呈色不稳定。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聘请法兰西画珐琅艺人陈忠信来京,在内廷珐琅处指导烧造画珐琅器。清王朝建立之初,曾一度实行海禁,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始开海禁。当时,只允许外国商船进入粤海关一处,这使广州地区最先接触到西方盛行的画珐琅制品。广州的产品多保留着西方文化的韵味。此后,皇室所需的珐琅器不仅向粤海关征定和购买,而且内廷所需的画珐琅匠人也多由粤海关选送。

画珐琅,是用珐琅直接涂画在金属胎上,经过烧制后显色,富有绘画趣味。实则为“珐琅画”。多画肖像、人物、风景、静物与历史神话、宗教画。这两种新的珐琅器都是受欧洲珐琅的影响,而广州是最先接触这种新的珐琅品种的地区。

据杨伯达先生考证:西方画珐琅很可能是先在广州落地再传入内廷,首先看到西方画珐琅的还是广州人。广州画珐琅的烧制受到英、法画珐琅的影响,接受其工艺(主要是珐琅料、使用方法及烘烧等技术)烧造成功的。而这些经过广州匠师之手创新来出来的画珐琅很快就转化为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作品,这个过程是在康熙朝完成的。现存的画珐琅器大多是乾隆时期或其以后的制品,其特点是珐琅料显色鲜艳,构图饱满,线条流畅。题材多带有吉庆内涵,除了西方建筑、妇婴题材之外,装饰图案往往采用巴洛克的贝壳及对称手法。其中体量巨大的也不少,与宫廷珐琅相比确实有着“外造之气”。

珐琅工艺传入内廷是在康熙年间,外国传教士马国贤(画家,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进京)、郎世宁(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来华)都在珐琅厂画过珐琅画。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九月二十六日,广东珐琅匠潘淳、杨士章随乌林人李秉忠启程来京。郎世宁的徒弟,广东画珐琅人林朝楷之名虽始见于雍正六年的《清档》,但估计他于康熙晚年已进入内廷珐琅处。

康熙晚期成熟型画珐琅,一般是先烧白釉器,涂以黄地子,再画花纹,带有浓厚的皇家色彩。到了乾隆时期,画珐琅不论在图案、色彩、造型上都有所创造、有所突破。造办处的工匠虽然大多来自广州,但为适应皇帝口味,在艺术上变得严谨工整,一丝不苟。而广州画珐琅恰与“内廷恭造”形式迥然不同,除了烧造钦定内廷画家珐琅活计之外,盛行仿绘西洋妇婴和欧洲多歧大叶花纹以及用红、蓝等单色渲染山水。这种画珐琅的技法也直接运用到了清宫中的家具上,如这件画珐琅花卉纹炕桌。

图中这件画珐琅炕桌长为长方形桌面,三弯腿。通体施黄色珐琅釉为地,彩绘缠枝花卉,桌面用铜条镶嵌出长方形开光,梯形桌边内绘粉红色螭纹边饰。牙板上绘蓝色螭纹。底为两条蓝色螭纹环抱红釉“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这件炕桌所施釉色纯正艳丽,釉质细腻莹润,极富光泽。花纹富丽,工艺持技法考究,

除了画珐琅之外,錾胎珐琅也是广式家具中最常使用的装饰技法,錾胎珐琅于元代自欧洲传入,称为“佛郎嵌”,胎由铸造、锤焊而成,除减地起线外,其余工序以及所用珐琅料均与掐丝珐琅同。錾胎珐琅是在金属胎的表面,雕錾起线花纹,然后于花纹的下陷处填施各种颜色的珐琅,经过焙烧、镀金、磨光而成,錾胎起线粗壮,有着庄重而醇厚的艺术效果,器物表面呈现出似宝石镶嵌的美感。錾胎珐琅器是金属雕錾工艺与珐琅工艺相结合的一种装饰工艺。当时的广州是清代中国最大的錾胎珐琅生产基地,其生产数量和产品质量均居首位。据记载,清乾隆年间,广东曾烧制一大批錾胎珐琅器,装饰在圆明园内的许多建筑景观中,极受清代宫廷王室的青睐。錾胎珐琅的特点是“釉料浅淡典雅,釉质细腻洁净,雕錾技法精熟,起线粗细均匀,如行云流水般酣畅自然。图案题材广泛,夔龙、夔凤、拐子、回纹、万字不到头、如意云头、兽面纹等,”这些图案满足了当时宫廷的审美需求,同时又在錾胎器物上装饰着西蕃莲纹样,显然是受到欧洲装饰风格的影响。

錾胎珐琅四友图屏风就是一件錾胎珐琅家具的精美之作。这件屏风为三扇屏,屏帽上雕成回纹拐子,屏心为錾胎珐琅,紫檀木边框,屏心下踩须弥底座,两侧为镂空珐琅站牙抵挟。屏心铜镀金地錾刻卷云纹,三扇屏心通体描饰“松竹梅四友图”,画面中间再点缀灵芝和湖石,屏风左上方书“御题四友图诗”。整个屏风雄伟壮,做工精湛,鎏金厚重,流金溢彩,是一个豪迈大气、彰显奢华的陈设家具。

从清代内务府陈设档来看,清代宫殿里,就陈设有广式珐琅家具和珐琅制品,成为清代宫殿陈设的重要点缀。如光绪二年翠云馆内的陈设有紫檀木嵌珐琅屏风宝座及紫檀嵌珐琅大案:

“光绪二年二月二十日起,奴才范常禄等奉旨陆续查得翠云馆现陈设:紫檀檀木嵌珐琅片五屏峰宝座足踏一分(镶嵌不全),上设:紫檀木嵌玉二块如意一柄,雕漆痰盆一件,斑竹边股扇一柄,御制耕织图诗册页一册。

……紫檀木嵌珐琅片大案一张,上设:青白玉八角四方笔筒一件,汉玉汉纹双耳杯一件(有络系粘紫檀座),哥窑双管瓶一件(系粘乌木座),汉玉汉纹乳钉璧插屏一件(有络),乌木嵌汉玉九鸡插屏一件(上刻诗),定瓷铜镶口洗一件(紫檀座),霁红瓷棒叶瓶一件(紫檀座),汉玉仙人砚山一件(紫檀座)。”

另外在光绪二年本殿陈设档里也记载,本殿明殿里有多件珐琅家具器用:“紫檀木边铜掐丝珐琅插屏一对……铜珐琅出戟花觚二件(紫檀木座),洋瓷珐琅水丞一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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