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旗下的红十字——记我的中越战争亲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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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12-02 16: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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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旗下的红十字

——记我的中越战争亲历


情结深深

一九八五年底,当我脱下军装换上便装时,回头一想,这军旅生涯已是十六年了。虽然想着转业,但真正脱下军装那一刻,心中却又有太多太多的不舍。
       对军队和军人这个职业,我有着深深的情结。因为父亲一直在野战部队服役的缘故,我从记事起就没有离开过军营:听着嘹亮的军号和接踵而至的出操跑步声起床;踩着上班号的点儿到学校上学;晚上伴着熄灯号进入梦乡。听惯了实弹演习的枪炮声。最难忘的是小伙伴们挤在一起在操场上看露天电影,看着部队战士们操着整齐划一的步子入场,听着此起彼伏,声波一浪高过一浪的拉歌声直到电影开映……
       十五岁刚过,像父亲一样,我也穿上了绿军装成了解放军的一员。这军装一穿就是整整十六年。换言之,在我生命的前三十年里,军人的情结已深深地融入到我的血液中,渗透到骨髓里,化也化不开了。直到离开军营三十多年的今天,还时常有人问我:你当过兵吧?
       和大多数退伍军人有一点不同的是,除了八一建军节,我还会在心里回忆着纪念着每年的2月17号。因为1979年的这一天是中越自卫反击战开战日。作为参战军人之一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在前线度过的短短七十多个日夜,那是我生命的年轮中划过的一道深深印痕。
       我始终认为,若是没当兵,是生命中的一大遗憾;当了兵没上过战场,是军人的一大遗憾。所幸的是,这两样我都没有错过。
       往事并未如烟,岁月没能销蚀对战争的记忆,更不会淡忘对牺牲战友的怀念。这些年,每逢清明节前后,大批参战老兵从祖国四面八方涌向南疆,洒泪祭拜长眠的战友,追思他们曾经奉献过青春和热血的激情岁月。我深深理解。没有过亲身的经历很难感受这种情结。
       2016年3月,我和战友建平相约第二次专程来到广西靖西烈士陵园,为牺牲的战友扫墓。
       走进那青松翠柏环抱中肃穆寂静的陵园,仰望着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凝视向山坡上延伸整齐排列的1000多座墓碑,手捧鲜花,沉重无声地一层一层拾级而上。逐排逐行注视着花岗岩的墓碑,视线模糊了姓名,籍贯,部队番号,只定格在年龄这一行:17岁,18岁,19岁,20岁,21岁.....。
       泪水泛上眼眶,眼前一片晕光。恍惚中看见他们仍是穿着当年六五式军装稚气果敢刚毅的模样,在集结号下整齐地列队,一个个地生动起来。
       可惜,这一切一切都永远地消失在了眼前这一片深情的泥土中。
       无法释怀!当年那壮怀激烈的场景再次一幕幕清晰浮现眼前,仿佛就在昨天。战争无疑是残酷的,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军人以生命为奉献是崇高的,牺牲是英勇的,场景也是极其悲壮的!
       为了不忘这场当年改写了国际政治版图,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之战,为了不忘为国捐躯的英烈,这一刻我决心拿起笔来,记录下这场短暂而惊心动魄的战争亲历,留作自己心中的祭奠,更为自己永远保持军人的本色。

(2005年前往靖西烈士陵园扫墓)

(靖西烈士陵园一隅)

(2016年于靖西烈士陵园)


受命备战

1978年,有关越南当局疯狂排华,大力驱赶华侨,在边境挑起武装冲突,蚕食边境的消息报道不断地见诸于广播和报端。我所服役的部队隶属于广州军区后勤十九分部的第一六九医院。那会儿的气氛也开始一点点地紧张起来了,政治学习,形势讨论,战备教育......。

(当年开战前的宣传报道)

12月8日,按上级命令,我院组建了共六名成员的颅脑专科手术队战备待命。(顺便说一句,我们医院是当时除军区总医院外广州军区的第二大中心医院,颅脑外科技术力量较强)

手术队成员三男三女,分别是:队长主治医生朱云发,时年35岁,毕业于第七军医大学的高材生。他性格沉稳,斯文儒雅,待人亲切随和,专业技术精湛,是我院脑外科的绝对主力;医生简建华,时年28岁,精明强干,浑身充满活力和热情,具有脑科和骨科的工作经验;普外科医生魏俊福25岁,寡言少语,踏实好学;女医生董秀玲是我们中年龄最大的,其实也就38岁,资深麻醉师;外科护士惠京兰23岁,柔声细气的北京兵,机敏利索,悟性很高。第六个人就是24岁的我,当时已做了八年的手术室护士,经验、技术都还是数的上的。

应该说这六个人的组合从政治思想上,专业技术能力和身体素质上符合参战条件。

说实话,开始我还真没把这次任务当回事。因为军队是一有风吹草动就搞战备,我多次担任过战备队员,早习以为常了。对这仗能不能打起来,我们能不能上前线,大家都心存质疑。我总觉得是又在喊“狼来了”。

直到某天上午,十九分部的首长来我院检查战备落实情况,接见了手术队全体,这可是历来没有过的。分部战勤科杨副科长神色紧张地把我拉到一边,一脸担忧地连声问:怎么是你?为什么是你?这次是真的要打仗了,你行么?你不怕么?连珠炮似的发问让我连个回话的机会都没有。

对他我是很熟悉很亲切的。刚参军时被分配到十九分部战勤科当打字员。科里的参谋们都如同兄长般地呵护我这15岁的小丫头。可是他忽略了,时光荏苒,我已经是个有着第十年军龄的老兵啦。

哈,看这阵势反而令我着实地兴奋起来。崇尚战场,是自小生活在野战军营及受身经百战的父亲影响。别看我是个女孩子,儿时的玩具只有枪,和同伴游戏也是玩打仗,所受的教育和影响多与战争有关。骨子里有着深深的英雄情结。对战争的理解很单纯,认为军人就应该枕戈待旦,时刻准备战斗。战斗才能体现军人价值,战场才是军人的终极目标。

待命中的手术队基本脱产学习和做装备的准备。院里正常的或急诊的颅脑手术也都交由我们这组人去操作,算是战前演练吧。我带着护士惠京兰进手术室见习手术的配合。她至今还记得初上手术台见血呼呼场面紧张的手发抖,我在旁边一个劲地让她镇静的细节。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脚步渐渐逼近,我们参战的各项准备也越来越细了。我甚至还专门跑到木工房求师傅钉了个四方形的小木箱,把我们几个人随身必带的生活用品集中装起以方便携带。 

按照规定,参战个人必须把全部私人物品打包封存并注明寄往地址,这是一旦当了烈士好进行后事处理的程序噢。当时我的全部财产,除了没几个钱的银行存折(我算是月光族),就是一块进口手表和一个那时称的上是奢侈品的双镜头像机。手表是随身要戴的,相机嘛,硝烟迷漫的战场上谁还顾的上玩它?留下吧。(这个决定让我后悔至今,错失了多少珍贵的历史镜头啊)

在填写寄往地址时,“牺牲”这两个字在我脑海中掠过。但对死亡真还没有过多过深的思虑。心中满满是军人的职责和使命,沸腾着的是那从小就被培养起来浓浓的英雄情结。

这期间,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这是我参军十年第一次也是从军期间唯一的一次接他的电话。这个电话是从内部军线转过来的。那时想打个长途电话兜兜转转很不容易:先从父亲部队总机要起,转军区总机,军区总机转后勤总机,后勤总机转十九分部总机,十九分部总机转医院总机,医院总机转我们科室,科室的同事赶紧把我找来接听......

父亲是个身经百战屡建战功的军人,打过日本鬼子,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是志愿军中第一批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了极其艰苦的五次战役,身边的战友牺牲过半.....

在线路嘈杂不甚清晰的电话里,父亲只叮嘱了一句他最有资格说的话“孩子,上前线了,你要勇敢啊!”

“爸您放心,我绝不会给您丢脸!”电话的这一头,我的回应也只有一句。

这是两代军人之间的对话。简短,干脆,利落,父女深情中不乏军人的豪气!父亲刚烈的性格和职业军人的特质给我的遗传及影响至深。

父亲所在部队第42野战军不仅是这次的参战部队,并且担任最重要的前锋主攻任务。只是他当时因重病无法奔赴一心系念的战场。听弟妹们说,部队开拔的那天夜里,他独自一人站在家门口的院子里踱来踱去,彻夜未眠。

(手术队长朱云发)

(简建华医生)

(麻醉医生董秀玲)

(魏俊福医生)


集结边境

1979年元旦这天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出发命令。紧忙打点医疗器械等手术装备办理托运。第二天晚九点乘坐北京至南宁的5次特快列车前往广西前线。

在衡阳车站月台上,分部首长带着参谋人员已经在等候。首长把我们每个人仔细打量了一番,突然他瞪大了眼睛厉声质问为我们送行的副院长:“他们的枪呢?”副院长张大了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是啊,谁会想到医务人员要配枪呢?我们任务是医疗救治,武器应是一技傍身的专业和手术器械吧。

“为什么不配枪?你以为他们是去玩的吗!!!”首长越说火气越大,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

呜。。。列车喷着白白的雾汽驶进了站台。“车来了,快上车吧。”有人大声喊了一句,总算给万分尴尬的副院长解了围。

来送行的还有朱医生的夫人领着五岁的儿子,简医生身怀六甲的妻子。分别时刻我注意到,她们眼底深处的那份担忧与不舍难以掩饰,可都作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没有把伤感外露。她们同为军人,懂得军人的职责和使命。

上车后在普通硬座落座不久,列车长经过该车厢,看到行军装束的我们,匆匆拨开通道上的人群,边走边大声说道:“来来来,给抓小偷的腾个位”。

这话让我们诧异,抓小偷的?谁?没见到车上有警察呀。没想到幽默的列车长指的是我们。不多会儿,一位列车员过来,说列车长已经安排好了卧铺,请我们赶紧过去。

当时尚属军事秘密的行动是瞒不住铁路人员的。从一趟趟向西南开去装载坦克火炮及满满兵员的列车,不难猜到我们同方向进发的参战身份。他们在为奔赴战场即将浴血厮杀的军人们尽自己的力量。很为他们对军人的支持和关怀感动!

第二天上午九点到达广西南宁站,换乘军列咣当咣当地直接开进崇左兵站。当晚在兵站住宿。女兵住平房,男兵住帐篷。兵站里人员车辆熙攘往来,昼夜不停紧张忙碌地装卸转运各类战备物资。刺耳的列车鸣笛及各种嘈杂声,整个兵站通宵达旦的白炽灯强光令大家都没睡成安稳觉。在此地此刻,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战争前奏的气氛。

次日早六点,吃过桂林米粉的早餐,我们和同期到达的167医院胸科手术队及165防化队分乘两辆军用卡车,继续向目的地—靖西县出发。本来沿着边境的公路前往应该不太遥远,但边境公路已封锁,需绕道走另一条公路,大概要多加一倍的时间和距离。

中午在大新县的路边小饭店休息吃午饭,每人又是一碗汤米粉外加一根油条。这么多人才花了11元餐费。一小时后继续赶路。

那时的中国还处在一个贫穷落后的时期,而靖西属百色地区(邓小平在此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又是广西最贫困的地方。处于云贵高原边缘,道路以山路为主。汽车行驶在黄土公路上,为避强劲凌冽的寒风,车头前的篷布是放下的。滚滚的黄土泥沙肆无忌惮地从车后往车厢里卷,把人人弄的灰头土脸看不清肤色。鼻子嘴巴里都是土,绿军装彻底染成了土黄色。

进入靖西境内,沿途的百姓无论大人孩子,见到军车都热情地挥手致意,我们也手不停挥着回应。这在内地已难以见到的景象让我们顷刻有了军民鱼水情的感受。下午四时许,终于到达了靖西县城。

靖西,这个与越南高平的茶岭、重庆两县山水相连,接壤直线距离最短的县,有长152.5公里的边境线,是即将爆发的中越战争的主要屯兵地之一。这里驻扎的部队是第41野战军—中国陆军的王牌军。解放战争时期这支英勇顽强的部队打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塔山英雄团。

一个边陲小县因突然驻扎了数万大军而变的热闹起来。不,应该说是热火起来:原本风光旖旎的景色变得凝重,空气中好像处处充满火药味儿,到处都是演练的军人。武装越野奔袭的队伍,实弹射击的枪弹呼啸声,背着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那样步话机“洞两叁拐......”呼叫的通讯兵,奔跑架线的电话兵随处可见。晚上,各部队驻地轮着放映《地雷战》《地道战》《打击侵略者》《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等战争教育教学影片。战前的军事战术训练与思想政治工作同步紧张地展开着。

我们手术队配属于41军第32野战医院,将担负战地一线救治任务。但作为军区卫生部派出的专科手术队,有相对的独立性。除了就餐,实弹射击和重要的文件传达学习等集中在一起,其余的时间就我们自行支配。

我们住宿被安排在县城一座结构精致的老式宅院,内有天井和带回廊的二层小木楼,在当时贫穷的小县城里它可算得上一座“豪宅”。与32野战医院驻地隔着一条狭窄的街道。据说这宅院是县土产公司的办公楼,却不曾见有人来上过班。也难怪,大战在即,房子应该是被腾出来支援战争了。(2005年我们回靖西时,看见这楼已成危房被封闭了;2016年再回靖西时以为它早已踪影全无,没想到却修缮一新。门口挂着几块牌子,竟然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越南胡志明主席领导的”越盟”靖西办事处旧址,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年我们在靖西县住处如今已是陈列馆)

 “豪宅”里并没房间给我们住(估计是里面的办公设施不好腾出,加上军队也是临时借用)我们六人,同时还有157、167两个医院的手术队及165防化队的医生男男女女二十多人,统统挤在二楼敞开式回廊楼道的木楼板上打地铺。L型的楼道,男兵住一边,拐个角住女兵,没遮没挡的,任何人一点动静所有人都能听到。塑料布一铺,既是床单又当褥子,盖的是单薄的军被。

一月份的靖西虽然比湖南要暖,但比广东要冷的多。尤其白天夜晚有十几度的温差。回忆这段经历时,我说我们住的是四面通风。简医生说的更夸张但也更准确,是八面通风。

近乎露营的处所难顶夜晚的严寒。夜里5度左右的寒冷和这八面的来风冻得几乎无法入眠。只能把毛衣穿上,棉衣压在被子上,相互间紧挤着还是冷。大家又想了一招:打开军用雨衣蒙在被子上。雨衣不透风,一面是防水布,一面是橡胶,这下就暖和多了。那会儿年轻,血气充盈,适应能力也强。

几天后,其他几个医疗队都转走了,偌大的“豪宅”里就剩下我们六个人。自己管理自己,真有点无拘无束的感觉。

刚开始那几天,我们还比较自觉,认为应该主动参加野战所的活动,从早上第一件事出操跑步开始。

晨操跑步在我们大医院都是象征性地活动一下,跟野战医院的训练没法比。第一天出操就令我们颜面扫地。只见他们几十男女老少腰扎武装带,步调一致刷刷有声地跑的速度极快,目标是三千米喲。

跟在他们后面跑,一百米我们就感到了吃力,二百米就拉开了距离,三百米则溃不成军停了下来。哈哈,好在天色未明,他们跑远了看不到我们几个散兵游勇的狼狈相。

野战医院体能方面的训练有素让我们望尘莫及,接下来的手枪实弹射击我们成绩也不怎么样。这个下马威熄灭了我们的自觉性。和人家比军事素质比体能,纯粹是拿自己的短处比人家的长处,不败下阵来才怪。

我们的长处是什么呢?在大医院里病案多,手术实践多,在医疗专业技术方面我们还是自信满满的。想想自己的长处,何况还挂着军区颅脑手术队的硬招牌,令我们打心里还是挺牛气的。

不受管束的六个人过起了天马行空的日子。靖西的奇山秀水有“小桂林”著称,风光极美。每天晚饭后我们是信步流连,尽情享受着大自然赐于的山光水色。遇到哪个部队放电影想看就看,不然就回到“豪宅”里打扑克。对扑克牌从无兴趣的我也学着打五十K和争上游。常常六个人抓着五幅扑克打的热火朝天,有时到了废寝忘食地步。

几乎每个女人都爱逛街。小小的靖西县城被我们这些女兵逛过来逛过去熟的不能再熟,商店里有哪些商品都了如指掌。那时的县城真是小的可怜,简直就是一个小镇。只有一条狭窄的石板铺就的老街,一家不过百余平米的百货公司,一间不足四十平米的副食品商店,一座老旧的电影院,一个不大的半露天农贸市场,一个有小舞台的坑坑洼洼的广场兼足球场。用半小时就能走完的小县城成了我们心中的繁华都市。

每逢城里赶集的日子,我们也去凑凑热闹,好奇地打量四面八方涌来身穿民族服装的老人。尤其感兴趣是对着山歌边走边唱的一群群男女青年。那时我们就见识了如今称为原生态的靖西本土山歌,有声部之分,抑扬顿挫挺有韵律,可咿咿呀呀一个字也听不懂。

军区卫生部的领导挺关心我们手术队,专门来看望,还用吉普车拉我们几个去军部看电影。41军的副军长春节前也带队慰问32医院,每人分到手的慰问品是一根甘蔗,一个苹果,三块水果糖。

1979年元月27日是除夕,夜12点正,震天动地的鞭炮声响彻全城,浓浓的白烟混和着呛鼻的硫磺味弥漫在空气中久久无法散去,街道上铺满了厚厚的落地红。惊叹贫穷的靖西老百姓竟能把鞭炮放的如此豪气慷慨。

靖西特产的香糯米被称为“中国十大珍米”非常有名,自明朝起就是皇家贡品。老乡们煮好了粽子纷纷送到各部队慰问子弟兵。浓浓的节日气氛,浓浓的军民鱼水情,令我们在边境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那是我当兵期间最惬意最自在的日子。现在想想,那段散漫的日子真像是在疗养。


大战在即

  进入二月,将要开战的迹象便一天天明显起来。三天两头不时地有我们的侦察兵在边境侦察时踩上地雷受伤和牺牲的。32医院另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医疗所陆续地在收治伤员了。

开战前一周余,各个战地救护所分别部署到位。32医院将其两个野战所进行了人员调整。一个所开拔去了靠近那坡县叫南坡乡的地方,我们也于11日搬出“豪宅”,跟随其中一个所迁到了距县城3公里外的一个山坳里。这是边防二团的训练场,有一座很小的二层楼,开战后被用做重伤员病房。一间小食堂和两间小库房,后来都成了我们的手术阵地。山窝里有个射击场,可降落直升飞机。此地与越南的直线距离是7华里。

我们六人按男女分住两顶军用医疗帐蓬。那帐蓬很大,有前后两个门进出,里面还衬着一层雪白的布。有毛竹搭成的大通铺,让我们终于告别了一个多月的楼板地铺。

生平第一次住野外帐蓬感到很新奇。可住二十多人的帐篷只住三人,显得格外空阔。那些天的夜晚总是在下雨,山野里万籁俱寂,时大时小的雨点淅淅沥沥叮叮咚咚地击打着厚厚的蓬布,就象是大自然谱写的一首木琴演奏曲,听着很是受用。

孤零零两座帐篷六个人,离野战所的集体住所有一段距离,夜里漆黑一片。太安静了。这安静可不算是享受,而是让人心里发毛。

其实真正令人不安的源于那被传得神乎其神的越军特工队。越军的特工队组建于1964年。在十年的抗美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不断发展壮大。接受过严酷训练的特工队员个个身怀绝技,其枪法精准,攀爬、擒拿、格斗等技战术运用娴熟。在这场战争中,越南军方专门挑选了一批精干、会讲中文的士兵组建了一支支小股部队化妆混入我军进行侦察或骚扰破坏,且多次得手。进入边境,被人们谈论最多的,最危险的威胁就是“特工”。

为防那防不胜防的特工偷袭,所里领导告诫我们提高警惕,晚上进入帐篷前要先观察里面有无动静,夜里千万不要出来。这不扯吗,一掀布帘就能进去,帐篷还能挡住子弹和刀剑吗?

所里配发的手枪与其说是自卫防身倒不如说是壮胆更为贴切。每晚进帐蓬前,大家手握着枪,男士们打头侦察,相互照应小心翼翼,确定里面没人再进去。

有个晚上进帐篷前,忘了是谁喊了声“有人”,惊的大家心跳到嗓子眼,枪机保险都打开了。绕着帐篷侦察好一会,确认无事虚惊一场。大概是太紧张的幻觉吧。

这样的住所令我们着实有点紧张,夜里根本安不下心睡觉。距越南如此之近,碰上那神出鬼没的特工偷袭,我们能是对手吗?我对手枪的运用要比董医生和小惠熟悉,每晚睡前都把子弹装满上膛放在枕旁。想好了,只要一有动静就一枪打过去。

  晚上睡不好,白天也无法睡。靖西初春的气侯是晚穿棉衣午穿纱。中午的阳光火辣辣,进帐蓬如同入蒸笼,人无法待在里面,更别想午睡。

(我们身后是住过的帐篷及依稀可见接伤员的直升机)

  有一个糟糕的情况,进驻后全体人员水土不服。个个腹泻不止,浑身无力。简医生最为严重,脱水连床都起不来。两三天后才适应了,这对大家临战前的体力消耗不小。

短短这些天,大家都预感大战在即,抓紧各项准备工作。每天例行的政治教育(包括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也增加了一项新的学习内容,即对越军战场的喊话训练。分为越语和俄语。入境参战部队学十句,我们只学简单的三句:缴枪不杀!跟我走!我们宽待俘虏!

(战场喊话的越语内容,我们学其中的1.2.7)

越语挺象我们粤语的发音,大家说像鸟叫,哽哽咣咣好学不好听;俄语卷着舌头像马在喷气,好听不好学。开战后我们接收救治过战俘伤员,本来越语“我们宽待俘虏”这句或许有点适用价值,但谁都没想起来。哈,没能做到学以致用。

参战部队更是犹如箭在弦上,开进的变动很大。附近来了个工程团,天天在搞爆破训练,距离之近总感觉我们帐篷随时会被炸飞。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聆听爆炸声。

连队的战士都在集体剃光头了。这是上战场前必须的程序,为的是头部负伤后的处理。那些十八九岁的小战士猛然见到我们这些路过的女兵,全都尴尬地捂着光头一溜烟钻进帐蓬,那模样真是太可爱了。

2月13日,我院的杜惠学副院长带着干部干事来前线慰问,到达南宁后,因开战在即无关人员不得进入战区,只得从前指卫生部打来慰问电话,并托前指的车给我们捎来糖果和瓜子。几位家在本院的都收到了家里做的腊肉腊鱼下饭小菜。六人共享,那叫一个香哟!

2月14日,一个地方民兵连配属到我们野战救护所,任务是负责抬担架等后勤辅助工作。一到就立即开始搭建作为病房的茅草棚。

14日晚八点,又一支医疗队的到达令我们喜出望外。竟然是我们169医院的八位战友。和我同乘一列火车当兵的好友建平也在其中。他们将担任伤员后送任务。从而得知,我们医院组建的一支列车医疗队也将开拔,是专门运送伤员回后方的。

15日一早,这后送组一分为二,季晓婷、臧新军、郭晓郁、许赤松转去了南坡,建平等四人留下,将和我们并肩战斗。当天下午建平就被所里指派去为一位抢救无效牺牲的侦察排长做遗体料理。

同时还进驻了一个汽车连,约有二十余台解放牌卡车,是负责接运伤员的。每一辆车头前都赫然插着一面白底红十字的旗帜。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以旗帜形式出现的红十字。这战地的红十字旗,给了我一种心灵的震撼。我不由驻足久久地凝视着。

人们只要看到红十字的标识,就会想到拯救生命,救死扶伤。这红十字最初建立的宗旨是为战争和武装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保护和援助的,这个起源在和平年代被人们知晓的程度恐怕不高。

1859年六月,一位名叫亨利·杜南的瑞士商人去意大利途经一个小镇,目睹了奥地利-撒丁交战时的索尔弗利诺战役。仅仅一天之内竟有约4万多交战双方的战士受伤或战死。他为那些伤兵痛苦挣扎的惨状而震惊,当即投入了战场救护工作。促动了良知的亨利在战后写下了《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一书并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在和平时期各国设立全国性的志愿伤兵救护组织,平时训练,战时支持军队医疗工作;二是签订一份国际公约,给予伤兵救护组织以中立地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亨利在欧州一些国家的君主和政府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游说和呼吁。从此红十字运动作为一个国际性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开始运作起来。它体现了当今世界的人道与同情。

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战场上一枪毙命者只占伤亡人数不到三分之一,绝大多数伤员的生命是靠救治来挽回的。战场的目标是相互杀戮,我们的目标却是挽救生命。我们双手将承载着这沉甸甸的职责。

这战地的红十字,在白底衬托下,像殷红的血!

啊,看着这属于我们的战旗,神圣的使命感陡然在心头升起!

我们还注意到,一公里外向阳的山坡处已经有大批民工在动工挖墓穴修建陵园了。开战前牺牲的烈士也正在往这座陵园移葬。这才真正意识到战争的残酷和死亡的贴近,心情不由地沉重起来。

一切迹象都预示着大战在即。


开战前夜


            1979年2月16日,距离建国后第二次大规模(第一次为朝鲜战争)战争的正式开战只有一天。

身在前线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为了高度保密,开战命令的发布既不是电话,也不是无线电报,而是由前线指挥部用直升飞机派员将书面命令亲自交到各战区最高指挥官的手上。

然而,一个突发的意外出现在我们这个战区,这使我们无意中成了提早一刻知道开战消息的人。

这天傍晚约六点左右,正吃着晚饭,所里接到南宁前指卫生部紧急命令,命我们颅脑手术队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德保县抢救伤员。

放下吃了一半的饭,我和朱医生、简医生、董医生四人带上手术器械,手枪压满子弹坐上军吉普立刻出发。

 80公里的崎岖山路颠簸了快两个小时,八点钟前到达德保县人民医院。

早已焦急等侯在那里的41军干部简要地向我们介绍情况:

下午五时,南宁前线指挥部的军用直升机飞往靖西41军驻地送作战命令。为了隐蔽,飞机超低空贴山飞行,螺旋桨刮到了树梢而坠落。军区作战部马科长颅脑受伤当场昏迷,驾驶员和作战参谋亦受伤。

当地的民兵发现飞机出事即刻赶来营救。动弹不得但头脑依然清醒的作战参谋将装有作战命令的公文包压在身下,举着手枪不准任何人靠近,非要一定是41军军长亲自来接公文包。

这就是军人。用生命捍卫职责的军人!

我们赶到时,两位伤员已经转走,德保县人民医院刚为颅脑受伤的马科长做完手术。

我们立即进入病房查看仍在昏迷中的马科长并了解手术情况。确认了伤情稳定处置得当后才离开。

这下子清楚了,战争将在明天(2月17日)凌晨正式打响,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驻地,迎接战斗。

返程进入靖西途中,在我们吉普车夜行灯的视野下,不断地见到有炮车、军车在闭灯摸黑开进,还有全副武装的步兵像潮水般向着前方悄声行进。

我坐在车上脑子一刻也没停止转动,一会担忧车辆夜行不用照明出事怎么办?一会儿又直耽心战士们这样徒步奔袭进入阵地,体力不是消耗很大吗?

想着,颠着,颠着,想着,回到了所里。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发电车开动,全体人员各就各位挑灯夜战,我们也立刻搭好手术台,将所需一切物品器材展开。一派紧张忙碌的景象。

十二点一过,全体军人集合,在泥土地上席地而坐,听取32野战医院李富林副院长宣读中央军委和广西前线指挥部的作战命令。

我至今仍记得命令的大致内容,包括开战的政治宣言,作战目的、任务、时间、战场纪律等等,挺多挺长的。

仗,终于要开打了。我们每个人都处于高度紧张、亢奋的状态。听着作战命令,我心中也有不少的疑惑。

一是下达的作战时间共三天,纵深不过几十公里。我们在边境陈兵数十万,忙乎了好几个月才打三天的仗?仅扫扫边境就收手?也太不过瘾了吧,要打就要彻底打痛对方嘛。(后来战况的发展果然并非只打三天,而是打了28天。)

二是作战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抓俘虏,每个军、师、团都有具体数字的任务。越南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气候恶劣,民情严峻,抓那么大数量神出鬼没的越南人容易吗?抓住了押得回来吗?(从战后归还的战俘数看,确实没完成指定任务)

三是战场纪律,基本就是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得侵犯越南老百姓的利益等等。但有一条却令我觉得可笑,说是要尊重越南少数民族的风俗,有一个不记得叫什么族的,家中火盆怎么个摆法,进门要注意面朝哪边......好像我们不是去打仗,倒像是观光做客的。真有点瞎扯了。

毕竟,我们的军队已经三十年没打过大仗啦!

彻夜无人入眠,只有等待中稍稍的静谧。凌晨4点,就有两个伤员送达,是进入阵地时踩中地雷的。

我们手术组为伤势最重的小战士做处置。只见双腿连膝关节都已缺失了,血肉模糊的伤口长短不齐地扭曲着。止血带一松开,鲜血喷射溅了手术医生一身。赶紧挤压式输血并做了载肢修补术。手术刚结束,战斗正式打响了。

我们的战斗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国对越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

 我们这边的开战是六点正。先一轮炮火攻击。炮声震天动地,只见黎明前尚黑暗的天空半边被映的发红。

 救护所全体人员静静地伫立,听着隆隆的炮声,凝望着那炮火织就的奇特天象,心情复杂地揣测和等待着接下来属于我们的战斗。

 四十多分钟后炮声戛然而止。后来听41军的人说起,炮击应该是持续一小时的,但我们这方位的炮弹不知是基数计算有误还是啥原因,竟然供应不足地打光了。这事不知是否属实。

我们虽然听不到枪声,但知道炮火攻击之后就该是步兵冲锋,激烈的地面战斗在进行了。伤亡将会从此刻开始。

果然,一个多小时后,送伤员的战车便一辆接一辆卷着滚滚黄尘呼啸而至。霎那间,伤员躺了一地。属于我们的战斗至此展开。

当时战场救护程序是这样的:

战场上卫生员或伤者自己进行止血包扎等紧急处理,然后下撤由担架和车辆将伤员送到离战场最近的野战一线救护所,进行以挽救生命为首要的止血清创包扎取弹等基本救治。伤情稳定的接着用卡车或军列送到二线医院或后方医院做进一步的处置和疗伤康复。

我们承担的就是最关键责任最重的一线救护。而我们医务所加上后勤及警卫人员也就三十来人,分为前接组、验伤组、手术组、采血组、护理组、供应组以及警卫班,炊事班等。大多岗位两三个人。最重要的手术组人多些,但也只有展开两张手术台的场地和技术力量。这其中的重中之重是看手术组的效率。伤员的生命之线就系在我们手上。

由于我们颅脑手术队的加入,32医院的外科主力去了南坡,留在这边的几个年轻医生经验尚不足,魏医生和小惠去支援他们的手术组。我和朱、简、董四人为一个手术组。重伤员多数都由我们这组来处置。

我们所处的方位并不是入境作战的主攻方向,而是123师368团为牵制越军打佯攻的阵地。本以为伤亡不会太严重,没想到越军的兵力和战斗力大大超出了战前的估计。而且进攻路线是由两面为山的低处前进,越军居高临下的阻击令368团伤亡惨重。

开战头两天,368团仅伤员就陆续下来两百多。我转业到地方后同单位尽然有两位同事那时期先后担任过368团的领导,据他们说,此战368团共伤亡360多人,牺牲为160人。担任主攻的二营基本被打光,五个连队集结起来仅剩下一个连的兵员,营长见状放声痛哭不已。

如潮而至的伤员令全所人员迅速进入万分紧张忙碌的状态。前接组冒着炮火枪弹袭击的危险到前沿接收伤员;验伤组按伤情轻重分出处置的缓急;民兵担架队两人一组,抬着伤员往手术间和病房送进送出。两个手术组一台紧接一台地为伤员手术。

战伤的伤情门类特别复杂,胸腹伤,颅脑伤,肢体的枪伤、炸伤、摔伤、烧灼伤…..从头到脚,各种轻、重、危、难、急的都齐了。不少重伤员抬上手术台就先忙着紧急做胸外叩击复苏,做气管切开,做静脉切开输血输液,把流在外的肠子往腹腔回塞。更有来不及抢救牺牲在手术台上或手术室外的烈士。万分紧迫、紧张.血腥的气氛笼罩着全所。

为了再加快进度,在我们这手术间还加多一张手术台,可同时进入两个伤员,这台在进行手术时,我赶紧为旁边那台的伤员先做好输液和消毒准备,医生手术完了换个手套立即去做第二台。我接着包扎术后的伤口,马上清洗和消毒器械,并换好下一台的伤员。两张手术台分秒必争的轮番利用大大提高了效率。忙的大家如机械般无法停顿。

由于当年作战的步兵都没有配备钢盔,按后来的统计,脑外伤占死亡率超过50%,能活下来送回国的不多。我们这颅脑手术队名不符实地突破了专业界限,各类伤情都要处置。除了颅脑伤,骨科及肢体伤的处置也是我们这组医生们的强项,而开胸开腹术并非所长,但必须以挽救生命为第一位。碰到胸腹部伤情复杂难度特别大的,我一旁帮翻着手术图谱参考着完成。

我是当时全野战所唯一的专科手术室护士,技术操作与临床护士截然不同。除了负责本组手术的全部配合之外,还要顾及那另一台手术配合工作的各项说和教。不停地穿梭于两个手术间,这个喊那个叫的,令我手脚无法停,脑子无法停,嘴也无法停。只恨没有分身术。

手术室里,伤员及抬担架的民兵不停进进出出,脱下的肮脏军服军鞋和枪支弹药堆了一地。本应严格的手术室无菌要求根本无从谈起。还不到一天,战前准备几天的手术敷料基本告罄,供应组争分夺秒地赶做。无菌手术服很快不够更换,医生们只能穿洗了马上消毒的湿手术服。再后些连洗都来不及,直接消毒带血迹的手术服。小手术连盖伤口的无菌巾都不够用。消毒手套用完了,只能用药水泡泡戴湿的。手术器械周转无法达到规定消毒时间,在煮沸消毒的锅里再加入消毒液权当双保险了。到后来甚至连医用脱脂棉都不够用,供应的竟然是做棉衣棉被用的普通棉花,用于加压包扎伤口根本吸附不住血水。

时间就是生命,一切操作都因陋就简地打破了常规。毕竟和平状况下的军队毫无战地救治经验,准备工作的不足,医疗条件的简陋,装备设施的落后,技术力量不尽合理的配备,尤其是后勤保障供应的短缺,这些糟糕的状况所造成那种极其紧张忙乱的局面,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十分感慨。这真是那个年代野战条件下手术的真实状况

源源不断送来的伤员,争分夺秒做不完的手术,令我们全体没有片刻的喘息,没有了对时间的概念。只是看到一会天黑了,一会又天亮了,再天黑,再天亮。没人想到要吃饭饮水。炊事组顾着伤员根本顾不上医护人员。第二天才想起来,拎了一桶军用蛋奶粉冲的米糊不管冷热地放着,谁饿了自己去舀来喝。

所有人都发挥了最大潜能,恨不得多长几双手,一分一秒也不能停下来。从16日白天算起,近百小时高强度的连续作战,令医护人员都超越了生理极限。我只觉得说不上是头重脚轻还是头轻脚重,腿脚站肿了鞋子发紧,身上的白大褂满是斑驳血迹。疲惫的精神恍恍惚惚,不时会有片刻不知道身在何处地发晕发飘,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嗡嗡含浑的。但无法停下手上的工作。唯一的信念在支撑着大脑极度疲劳的神经:抢救生命,与死神作战!

直到19号晚,河池地区医院的六人手术队赶到,替换下了我们。大家军装都没脱,散了架似的倒头昏睡过去。

按说将近四天没合眼的人要连续睡十几个小时才能缓过劲儿来,可我们满脑子都是伤员和手术台。也仅仅睡了约5小时,朦胧中听到运伤车的呼啸声,是又一批伤员到了。个个不约而同地爬起来奔回手术室。 

在我们耳中,运伤员的车声如同战场枪炮声,会高度的敏感和紧张。责任感令大家的神经紧绷,已经处于无法休眠的状态。

不单是这第一战役,更为特殊的是,靖西是许多部队回撤的主要通道。开战的28天,不分昼夜几乎天天都有伤员从这里撤回。我们前后收治过来自七个军番号的近二千伤员(除广西方面五个军外,还有从云南战场撤过来的)。粗略估算大小手术约一千五百多台次。我们这小小的野战救护所,承受了救治伤员的巨大压力。

开战的二十八天里,我们几乎没有按时吃过几顿热饭菜。经常是刚准备吃就被刚下来到伤员和运送人员狼吞虎咽吃光了,清汤面条是我们的常规餐。基本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合衣倒在伤员躺过的地铺,一时空置的手术台或敷料台打个盹都有过。

有次半夜里我实在累到极点了,见缝插针倒在隔壁刚空出来的手术台上,一旁的护士说,烈士刚抬走你就躺上去,不在乎呀?

顾不了这么多,让我躺几分钟吧。

没有任何讲究与选择,能歇一下就是享受了。

开战的一个月我们洗过几次澡?洗过几次衣服?对此我没啥印象。问参战的几个战友,他们也没印象。

三组手术人员不分日夜轮班转。伤员转危为安是我们最大的欣慰,救不过来牺牲的烈士是我们极大的痛心与负疚。 

未完,待续   ...... (文章篇幅较长,分两期转载)                  

作者杜冬云(退休干部,原任佛山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曾在广州军区后勤部某医院工作,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地救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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