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春秋】帝国基督教(313年—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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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10-05 15: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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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基督教

(313年—600年)

作者:Felix Song

选自作者的《教会春秋》

感谢作者授权刊发



     主后三百二十四年君士坦丁一统天下,便公开支持基督教,并于次年发出通谕,劝告臣民信奉基督教。而他自己亦成为"最高祭司长"。


   其后教会和西方政治结构在四,五,六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西罗马帝国在北疆不断遭受日耳曼野蛮民族猛袭下消失了。君士坦丁与主后312年规正时,本属少数且屡遭迫害的基督徒,到了第四世纪末已经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主教的领导地位本来最多只是在名义上的,但在这几百年里,麻雀变凤凰。尤其到了西罗马覆亡后,罗马主教成了意大利中部大部分地区的真正统治者。


基督教在这几百年内的变迁是巨大的,从寡民小国出现的新信仰在这几百年里逐渐成为国家宗教,基督教帝国,帝国基督教的时代即将来临。


帝王皈依

话说君士坦丁皇帝,他于公元二八零年生于帝国巴尔干半岛梅西亚(Mesia)行省的尼萨(Nissa),父亲君士坦佐.克洛罗(Costanzo Cloro)是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性情温和,对教会怀着宽容的态度,母亲赫勒纳(Elena)是虔诚的基督信徒。公元叁一二年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但是皈依的动机和皈依时的状况不很清楚,他本来在家庭中是倾向于信仰一种由多种宗教调和而成的太阳教,是一种一神的宗教思想。君士坦丁二十六岁时由西罗马帝国驻扎在不列颠(Britannia)地区的军队拥为皇帝。当时的罗马帝国有四位皇帝,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各有两位。叁十二岁那年,也就是公元叁一二年,他率领大军在罗马城外泰伯河的米尔维奥桥上大败政敌马克森狄皇帝的部队,成为西罗马帝国的主人。第四世纪著名史家,巴勒斯坦该撒利雅的主教优西比乌在他所写的十卷'教会历史'中极度颂扬君士坦丁皇帝统治下的帝国是人间的天国,过去遭暴君压迫的人,如今都已获得自由,教会也一天比一天受到国家更好的礼遇,真是国泰民安,一片盛世。当时的基督信徒都说:君士坦丁皇帝的战胜是个大奇迹,因为他率大军不远千里而来,旅途劳累,军备不良,如何能战胜以逸待劳、丰衣足食、上等装备的马森齐奥皇帝的部众呢?可是他确实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理由是决战之前,君士坦丁突然看到天空出现一支大放光明的十字架,并有字写着:"凭这个标记,你将战胜"。于是,他命人在军旗上画上大十字架,掌旗出征,果然大获全胜。经过这个经验,没有人不相信君士坦丁皇帝是基督信徒。


 

尽管君士坦丁皇帝被视为基督信徒,也倍受大史家欧瑟伯的赞扬,但是他不像是个好基督信徒,因为他的许多行为令人不敢恭维:他叫人弑杀自己的岳父,也杀害叁个姊夫妹夫,杀害自己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当然,信仰这件事不一定和个人的品德发生必然的关系,历史上有很多穷凶极恶的人都在一夜之间放下屠刀,弃邪归正,终于成了圣贤。君士坦丁皇帝是不是属于这类的幸运者,我们不知道,不过他大概是在公元叁叁七年五十七岁临死之际才真正领洗入教的。


有史学家认为君士坦丁之所以拥护基督教,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因为当时基督徒人数日渐众多,已成为一股强大的群众力量。一方面他不能漠视,孤立这些群众,同时他看到,他们活泼的信仰正是振兴和统一罗马帝国的基础。


    无论君士坦丁的动机如何,基督教在主后三百二十四年后,便进入新的纪元,面对新的机会,也面对新的危机。


    君士坦丁登位后,基督教不单成为合法的宗教,更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权,例如圣职人员无需当兵,教会产业无需纳税,国家资助教会兴建礼拜堂,全国于星期日休息,以方便基督徒崇拜。


    君士坦丁去世后,他的儿子更积极的使基督教成为国教。他们在主后三百四十一年下令,禁止异教的祭典,主后三百四十六年下令禁止到异教的庙宇参拜,主后三百五十二年更下令将参与异教祭典者处死。这样一来,很多心底里依然信奉异教的人便不能不放弃他们的信仰,有些为了利益,更受洗加入教会。在这二、三十年间,军队中的士兵及其它公民纷纷集体受洗,教会突然涌入一批并未真心悔改的人,因而将他们旧有的信仰和习惯也带进教会,于是教会开始越来越世俗化。


    首先,教会渐渐变成结构化。君士坦丁有生之年,用统治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模式来组织教会。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是这样的:皇帝以下是参议院,参议院之下是总督,然后是省长,之下是城区官员,最下层当然是公民了。在组织教会时,教会内权力最高的当然是"最高大祭司"--即罗马皇帝,之下是主教议会,议会下是主教长,主教长之下是省主教,主教之下是各区的圣职人员,他们之下是平信徒。当时罗马帝国分成五个行政区,而教会也同样分成五个教区。总之,组织架构与政治行政架构平行排列。教会一旦结构化,权力的斗争便开始出现;以往注重的是属灵的权柄,现在却加了行政的权柄。最大的问题是,有行政大权的人未必有同样的属灵权柄和能力,于是便造成很多教会内部的问题。同时,教会有了权势,自然会以权力压逼异教徒,教会竟成为压迫者。


另一个问题,很多人加入教会是因时势所趋,并没有真心弃绝过往的生活方式或宗教生活,这些人渐渐地影响其它信徒,信徒生活再没有以前那么严谨,整个教会也纪律松弛。同时,以往异教的宗教习惯也渗入教会,他们以往守的节期,所持的迷信,往往在教会内披着基督教的外衣再度出现。于是很多信徒开始守很多的节期,崇拜圣人,对圣人的遗物有不合理的迷信。在另一方面,教会的贵族和富有人家多,他们的奢华气派也影响教会的敬拜生活,于是教会的教堂变得华丽宏伟,而崇拜也很着重形式。总之,教会开始被很多外在的形式、结构和活动所占据,以往对敬虔生活的操练及内在生命的建立,渐渐衰微。


    看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信徒为了保持圣洁的生活,认为不能再在世俗化的潮流中浮沉,便毅然退到旷野,远离人群,远离过于世俗化的教会,在孤独中生活,在安静中透过禁食、祷告,追求圣洁的生活,这便是初期教会修道运动的开始。


    在孤独的修道生活中,有些信徒可说是走火入魔,走上极端的禁欲主义,并且严酷的对待自己的身体。不单如此,更有以标奇立异的苦行来赢取崇敬,例如有信徒住在十三尺直径的木头上十多二十年,不少人便以他的苦行为圣洁的代表;也有以一生不睡眠以表示警醒,于是便发明一眼睡时一眼醒着的生活习惯,而不少人竟又以此为圣洁。同时,在独处中,修道者开始发现自己内在的黑暗是对付不了的,更是独力难支的。因此,渐渐地,独个的修道者便三五成群的聚居在一起,一起生活、敬拜。彼此扶持鼓励,这样,团契式的修道主义渐渐取代了独个式的修道主义。最后,这些团契更日益扩大。聚居在一起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终于成为修道的社群,有他们的组织及典章规条。这种形式的修道运动扩展得非常快,在主后五世纪末已遍布整个罗马帝国。基督教修道的来由便是这样的。当然,修道主义出自一种避世的心态,是不健康的,但无可否认,这些修道院往往成为属灵操练的中心,不少属灵的典范是由这些修道院产生出来的。同时,渐渐地,本来避世的修道者经过属灵操练后,也愿意再进入世界,将一生的精神力量倾注在服事教导平信徒上。


基督教成为国教,当然有很多弊端,我们应该对此有所反省。思考一下失败的关键在哪里?

1)是基督徒本身。每一个基督徒是圣徒,也是罪人。信主后,旧性情仍然会使他有犯罪和犯错的倾向。

   2)是初期教会对旧约和基督及使徒教导的无知及误解。圣经固然是一本平易的书,但它也是神的话,所以也是深奥的。尤其是当教会外在环境松散时,同工们对圣经的钻研也开始放松,结果使得教会的信仰没有深度。教会花了数世纪之久才研读出圣经的真义,而这项工程到现在还没有完工。

  3)教会的领袖有点被突如期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逼迫时期那种苦日子突然被挪去,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的荣誉和潮水般涌进教堂的人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假象蒙蔽,没有及时作好生命的实质性建造,反而更多的偏重外在的事工,如教堂建造、画十字架等。

4)是异教的环境。异教早已存在了好几世纪,其思想已渗透了生活的每个层面,当君士坦丁大帝给予基督徒信仰自由,又多方优待教会之后,成千上万的异教徒涌进教会,成为挂名基督徒,异教思想和做法随之而来,因此,教会全面得胜异教之时,也成为教会受异教影响最危险之时﹔世俗潮流也侵入教会,汹涌的来势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当然基督教在当时就背景和日后的影响来说,亦有不少好的地方。第一,整个罗马帝国的公民都受到真道的教化熏陶,就算其中有很多没有真心悔改,他们也渐渐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基督教的道德标准。第二方面,基督教直接而有力地影响了罗马帝国的法制。罗马帝国的法律一直以来都不重视个人生命的价值,基督教却将个人生命价值的重要性注入罗马的法制中。人的价值不只限于罗马公民,更包括奴隶、外族及蛮夷;同时,女人的地位也大大提高,纳妾的恶习受到遏止。奴隶制虽然没有立刻被废除,但因为基督徒为爱心的缘故释放奴隶及买赎奴隶,使奴隶制度瓦解。因为基督徒极力的反对,残酷的比武赛车受到禁止,人不再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第三方面,基督教的伦理及宇宙人生观慢慢的渗入整个文化体系中;本来面临崩溃的罗马文化因基督教注入的生命力,得以更新和发展,欧洲亦因此没有因罗马文化的全面崩溃而进入混乱的状态中;反而,一种新的文化渐渐孕育出来,以后在欧洲开出灿烂的花果。

帝国分化

这段时间的罗马帝国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按:分治──分立──分裂这样的走向。

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之后,势力开始走下坡。当君士坦丁堡建好后,帝国的政治中心从罗马转移到君士坦丁堡去了,罗马帝国对于帝国的西边、西方的一些省份的统治也比较松懈下来。而且这时期在罗马帝国之外的一些部落民族,他们因着粮食的短缺,纷纷的跑到罗马帝国里来。在国力强盛时,罗马帝国会费很大的兵力去抗衡这些民族的入侵。但在国力衰微之时,皇帝却不得不采取另外的方式来挽救整个帝国。

       当时一些帝国的皇帝,开始采取一个所谓分治的原则。意即,如果我是皇帝,那我就选一个我信任的助手,类似于今天总统制的国家里的副总统的样子。皇帝委任他们,差不多把半个帝国交给他们,在那分管的一半帝国里,副手可以全权负责其中的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事。只是在一些牵涉到全国性的事务上,副手才需要请示皇帝。这种分治可以说是相当有效的。因一些副皇帝要求自己有高效率的工作表现,希望将来能继任皇帝,因而帝国也较稳定。

       不过分治也有一个负面的影响,不是帝国在运作上,逐渐形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其中明显的差异如语言,当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的首都之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很自然的就继续使用希腊文作为官方语言,希腊语本来也就是整个帝国的通用语言。可是在西罗马,罗马城一直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而罗马地方的语言并不是希腊文而是拉丁文。因此当西罗马帝国的行政慢慢的独立起来之后,语言上就变成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并用的情况,而在这并用的情况里面,地方语言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结果到后来拉丁文成为了罗马帝国里西边的官方语言。这样的结果是东西两边的运作就被迫变得越来越独立了。

       到了公元400年左右,罗马帝国就正式的分家了。公元410年,哥特人从北而下,如入无人之境,最后攻入罗马城,六天六夜大事屠杀、劫掠、破坏并焚烧罗马城。消息传出,整个罗马帝国的人都震惊不已,看为世界末日的征兆。当时在伯利恒忙于写以西结书注释的教父耶柔米(Jerome, 347-420 A.D.)听到此项消息,焦虑得不能继续工作,他相信敌基督将会出现,他悲戚的说:"世界恐怕快要毁灭了。这伟大的城都,罗马帝国的首都,竟付诸一炬……谁会料到,一度征服世界的罗马帝国的基石,竟会如此衰亡……。"他又写道:“全世界正冲向毁灭,帝国首府,荣耀之城,惨被巨火吞灭,神圣教会沦为灰烬,神的圣徒被捉拿、苦待、杀戮!”从耶柔米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是多么的震惊。然而,这只是开始。


455年,汪达尔人在侵占了西班牙和北非之后,又越过地中海攻入罗马,成为第二批掠夺罗马的蛮族。同时,匈奴人与日耳曼人的战斗受挫,就转而进攻罗马城,幸有教皇利奥一世出面求情,总算保全了罗马城。


不久,整个罗马帝国的西部──意大利、北非、西班牙,现时的德国与法国境,几乎完全陷入蛮族手中。那些蛮夷人四出抢掠、屠杀,弄得民不聊生,而在君士坦丁的罗马皇帝也无力照顾他们。


     476 年,西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在蛮族雇佣军将军奥多亚克的命令下正式向元老院声明退位后,元老院派出一个使团赴东罗马朝廷,把帝徽送给当政皇帝。西罗马帝国崩溃了。然而,基督的教会却仍坚立在罗马的废墟中,许多蛮族接受了基督的信仰,并且尊敬罗马主教,因为当罗马皇帝不能保护该城时,是罗马的主教挽救了它。  


教会分化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罗马帝国随着首都的迁移,使到帝国的东西开始逐渐的走向分裂。这种国家的分制到分裂也影响了教会的发展,正如政治上有东、西罗马之分,教会也逐渐有了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所谓东方教会,就是指在东罗马帝国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那一些教会。西方教会就是指在帝国的西边,以罗马为中心的那一些教会。在罗马帝国分制而且中央政权相当稳固时,东西方教会能维持相当的一致性。不过随着帝国的权力分散东西方来往的减少,东、西方的教会逐渐的独立起来。

1、教会的自主权不同:

     到公元400年左右,当罗马帝国正式分家后,教会的分制就更明显了。由于东罗马以君士坦丁为中心,因着政府有效的维持着一个中央政府,所以政府对于教会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从某一方面来讲,东方教会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是因着政府谕旨的结果,是皇帝说大家要信耶稣的,所以很多的人跑进教会去﹔结果教会在运作上,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就不得不听政府的指挥。这不是说教会乐意如此,当时有相当多的教会领袖,曾公开的违抗皇帝的命令,不过最终的结果还是皇帝以实权胜出,有时甚至会把违命的教会领袖捉起来,然后逼教会另外选出一个领袖来带领教会。

     而在西罗马帝国,由于进入了第五世纪,根本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所以教会的领袖能够相当自由的去决定教会的生活、教会的方向、教会的立场,而不必担心受到官方的干扰。

2、教会的内部建造不同:

     在东罗马帝国里,因着教会的建造有政府的支持和影响,所以在东方教会里的教会领袖往往会争夺主教长的地位。在争夺主教长的人群中,除了个别出自世俗的原因的人外,也确实有不少是真正对教会有负担的人,他真的盼望能够给帝国里的教会带来一种革新,而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一些运动,无非是先出任主教长一职。这样一来,东方教会中就出现了一些争权夺力的局面。

     而在西方教会则完全没有这种现象,甚至会以东方教会里的这种争名夺利为耻。


3、教会的自身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同:

     在西方教会的组成中,罗马无疑是特别突出的一座城市。在西罗马帝国里,没有一座城市能够与它相对抗的,虽然有米兰、迦太基都是很不错的城市,不过它们在城市的影响力上都远逊于罗马。所以罗马教会只要决定一件事情怎样,基本上在西罗马范围里都可推行无阻。

     而东方教会就不同了,君士坦丁堡是东方诸城中的后起之秀。象亚历山大、以弗所、安提阿这些城市在君士坦丁建立之前已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大教会。而且这些城市的教会也是有着比君士坦丁更大的影响力。比如说安提阿,她一直是保罗的宣教基地,以弗所则是保罗宣教工场的战略中心……因此这些地方往往对于君士坦丁的指挥权具有一些保留。这样东方教会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决定上往往不如西方一致,甚至于有些混乱。

4、教会受外在文化的影响:

随着东、西罗马的分裂,东罗马帝国里继续以希腊语作为官方语言,而西罗马渐渐地以拉丁文作为官方语言。作为一个学者,精通两种语言倒不奇怪。可是作为普通信徒,就不一样了,东方的信徒和西方的信徒的隔膜就越来越深。这种情况演变到第五、六世纪里,就逐渐边一些教会领袖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一些东方教会的领袖、教父对拉丁文并不很熟悉。在西方教会的教会对希腊文也不大熟悉。结果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东、西方教会的领袖往往不能完全了解对方所表达的意思。结果就彼此对对方的主张有一些保留,有时还会出现一些误会。结果,东、西方教会对立的情况就更加的加深了。


化解行动
     政教合一是一种十分复杂而又尴尬的局面,尤其在这种变化的初期,更是问题丛生。帝国化,国家化的宗教必然导致腐败世俗化,同时从帝国的分化导致的教会分化我们就能够得到一点经验,那就是教会的自主权很模糊,在行政中往往受制于国家。那么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教会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大公会议和时代忠仆的兴起给教会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尽管大公会议是教会内部处理神学分歧时出现的必要据措,但也从侧面证明真信仰绝对不会成为帝国的傀儡。至于时代忠心的仆人,我们就更加能够看出教会并没有因为所处的尴尬局面而停滞思考,甚至火热服侍,从这些时代工人的身上你会非常清楚的体会到他们的信仰热情,那份激情常常激励着我们。


一、大公会议

   (一)教会会议的角色

     教会历史中曾有过几次重要的大会议,开会时,各教会领袖聚在一起,共同研讨重要问题,周密思考,慎重发言,获致结论。教会历史中第一次大会议是使徒们在耶路撒冷所召开的,讨论外邦信徒是否要遵守律法的问题。

    大会议可依参加代表的多少而有不同:“省区会议”参加者是来自──省内各教会的代表。“国家会议”参加者是来自全国各教会的代表。由各国派教会代表出席的会议称为“大会议”或“大公会议”。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就是第一次大公会议。

      在教会的巩固及合一上,没有一种工作比大会议的成就更大。下文将集中于三次重要会议: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堡会议(公元381年)、迦克墩会议(公元451年)。

(二)尼西亚会议(Counci1 of  Nicea)

      三百年来,最令教会困惑的问题是:到底圣子基督是否和圣父完全一样,具有神性?为这问题争辩得最激烈的两位领袖是亚历山大教会的两位长老,亚流(Arius)和亚他那修(Athanasius)。

1、亚流其人和主要思想

      亚流是亚历山大一所教会的资深长老,作为一位学识渊博、才能出众而又虔诚的传道人而享有盛名,有一群教牧人员和苦修主义者拥护他。他在318年左右和亚历山大主教冲突。亚流主张只有圣父是真神﹔圣子在本质上与上帝不同。无论从本性或权利方面看,他都不具有诸如不朽、至高权威、完善智慧、良善与纯洁等神性。他在圣父生他以前并不存在,他是圣父所造,是受造物。但是他是所有其余造物的创造者,所以圣子是“一切被造以先的首生者”。但是他与神并非一体,与上帝的关系也不亲密。圣子之所以被称为神,乃是照着上帝的恩典和喜爱。他在实际生活中无罪,也不改变,但不是本性如此。此外,圣子须从天父那里领受智慧和光,来向世人彰显圣父。

     亚流将圣子和圣父分割开,破坏了基督是上帝的启示和人的救赎主的地位。

      我们已无法确知亚流的教导和动机究竟是什么,也许他主要的目的在于使道成肉身变得容易理解。他相信“道”或圣子在肉身的基督中替代了人的灵魂。与这道结合的是肉体,不是整个人性。这样,才容易说明道怎样能与人体结合,降世成为完全的受造者和名义上的神。

      亚流的思想大半源于希腊人对神的世俗看法,他的思维合乎逻辑,他运用圣经的经文来支持他的观点。例如约17:3“独一的真神”﹔提前6:16“独一不死”﹔西1:15“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箴8:22“在耶和华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是当时人使用圣经的错误方法,人们不是依据圣经来决定神学思想,而是用来证明自己的神学观点。

2、尼西亚大会的召开始末

      在激烈争辩最高潮时,亚他那修不过是个年轻人,而亚流已是个爱主、敬虔、生活严谨、又有口才的长者。在亚流的主张面前,亚他那修强调圣子与圣父同质,他就是神。

      这项有关基督位格的争辩极其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人类救恩的问题。基督的工作和他的位格有不可分的关系,天使曾宣告基督的工作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太1:21)。基督救赎的价值全赖基督本身的位格。世人处于完全无助、无法自救的情况下,唯有神能施行拯救,如果基督不是神,基督就不能成为人类的救主。亚他那修深切体会这一点,他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他决不能次于神。”

   亚流派的教训造成教会长期而痛苦的争辩,最后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出面召集大公会议,解决这项争论。会议定于公元325年在尼西亚举行,(尼西亚在小亚细亚,位居博斯普鲁士海峡边,离君士坦丁堡约四十五哩的一个小城。)有三百多位主教出席,他们在皇宫辉煌壮丽的大厅中聚会,好些主教带着逼迫期间受过酷刑的伤痕前来参加。

      尼西亚会议的结果是:亚流的看法被判为异端,基督位格的教义行诸文字,成为全体教会信仰的根据。这项声明再经后来多次开会,用心修改,成为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教会经过了六、七十年的挣扎,才完全接纳了这会议的决定。

      尼西亚信经是第一个写成文字的信经。在其中,教会承认:“耶稣基督,圣而神者,为父所生,并非被造,与父同质。”

      如此,教会宣告了信仰最基本的信条: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从尼西亚会议以后到今天,它一直成为希腊正教、罗马天主教及复原教的基本信仰。

(三)君士坦丁堡会议(Counci1  of  Constantinople)

      尼西亚会议并未平息亚流派之争。亚流和好些主教拒绝在尼西亚信经上签字,仍然有不少人附从亚流,也有很多人批评大会所采用之词不能完全表达基督教信仰,这批人得到皇帝和皇室的支持,因此,亚他那修必须不断地、再接再厉地为尼西亚信经中基督神性的教义奋斗、直到死日。

      亚他那修死后,为正统信仰而奋斗的领导责任落在三个人身上,他们被誉为“加帕多家三杰”。三位均来自小亚细亚的加帕多家省,是初期教会的杰出人物,他们分别是:该撒利亚的巴西流(Basi1 of  Caesarea),拿先斯(拿西盎)的贵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和女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这三位弟兄为了护卫圣经的正确教导,不顾一切、勇敢地坚定奋斗。

      尼西亚信经没有提及圣灵的神性,为此,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第二次大公会议。会议中,除再度确定尼西亚信经外,更宣告了“圣灵具有神性”的信仰。“三位一体”教义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至此,教会对圣父、圣子、圣灵为三而一之真神的信仰,才正式确立。这时教会才真正将亚流主义完全排除。此后,亚流主义逐渐消声匿迹。

 (四)迦克墩会议(Counci1  of  Cha1cedon) 

     然而,上述会议仍然没有充份表达教会对基督位格的了解。根据圣经的启示,基督不但是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为了拯救世人,基督必须有“完全的人性”,这一点和他有“完全的神性”同样重要。

     教会对基督的神性曾意见分歧,如今对基督的人性以及人神二性之间的关系,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当时曾出现两种大的思想:涅斯多留主义和欧迪奇主义。

     涅斯多留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他本身是一个思想上想当清晰、精明的领袖当他任主教长一职时,他大大的抨击当时对“马利亚是上帝之母”的称号。他指出耶稣本身是同时拥有神性和人性的,马利亚所抚养的只是人性上的那一位耶稣,虽然他同时带有神性,可是神性这方面,其实并不需要马利亚照顾的。不过当时在信徒当中一般人已根深蒂固的接受了“上帝之母”的称号,他现在提出反对,要废除这个称号,正好就是与许多信徒对立的立场。结果这件事情就被一些人用来攻击涅斯多留的借口。

     他们指出湿斯多留是把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隔出去,当他们起来攻击涅斯多留时,这个控告就越来越历害。因为一旦被认定称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隔,则耶稣在撒玛利亚的肚子饿了并不是真正的饿了,因为他的神性使到他不饿。所以一方面当耶稣在人性上需要吃东西的时候,他另外马上有一个矛盾的特性跑出来,就是他的神性使到他不需要吃东西。这样耶稣的一生就经常在人性与神性的矛盾里面挣扎了。而且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的痛苦只是人性上的伪装,因为神性是不会被那个钉子所带来的痛苦所影响的。这样耶稣的死就不是真实的受苦了。因此当时就召开一次大会定他为异端。

     今天许多研究历史的人指出,涅斯多留所关心的只是一个并不妥当的称号 ,他本身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主张基督神性与人性的分隔。不过也许涅斯多留的一些追随者,就是今天称之为涅斯多留主义的想法,恐怕是一些问题的。涅斯多留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到了波斯一带的地方,在那一带重新建立教会。这教会后来被称为“涅斯多留教会”。这间教会在当时发展的非常迅速。而且这个教会相当有活力,非常努力的差派宣教士四处传扬福音。有史可查的是,当时传入中国(唐朝时期)的景教就是涅斯多留派的宣教士。

     涅斯多留被赶离君士坦丁堡之后,君士坦丁堡就提出另外一个主张。当时一个教会的领袖叫欧迪奇(又译“尤提克斯”,Eutyches),他指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完全的溶化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基督的人性与他的神性完全的结合在一起,基督是一个神,不过是一个略带着人的味道的神。这种主张很明显是错误的,照他所讲的,使到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成为一个神死在十字架上,这明显是一个矛盾的讲法。结果欧迪奇主义的主张带来了比涅斯多留更 大的困扰。

终于,公元451年,第四次大公会议在尼西亚附近的迦克墩召开,约有600位主教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他们一方面拒绝了耶稣神性与人性分隔的说法,又同时拒绝了欧迪奇主义。这次会议所制订的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同样重要,教会除再度肯定基督有完全的神性外,又承认“基督有完全的人性”。教会宣告:“基督只有一个位格,但兼具神、人二性。”而这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也不能分割。”

二、忠仆兴起

(一)亚他那修(Athanasivs A.D.296-373)

     亚他那修生于北非亚历山大城,早年在当地的圣道学校毕业。当亚流学说初起时,他在教会中公居执事地位,作主教亚历山大的私人秘书。A.D.325年随主教赴尼西亚大会。会中他强烈的和亚流派的人作出争辩,力陈他们在信仰教义上的错谬,结果亚他那修的主张取得胜利,并获很多代表们的赞赏。会议最终通过了尼西亚信经,悍卫了真理。A.D.328年,主教亚历山大卒,亚他那修继位,任亚历山大主教前后45年之久,其影响遍及北非甚至整个帝国里的各处教会。

     亚他那修一生受尽各方的攻击,曾先后五次被逐出境。由于当时的政府支持被尼西亚大会定为异端的亚流,并于会后恢复亚流的主教职位。因此亚他那修的反对和坚决的态度为他自己换来了五次被逐的结果。最后一次是于A.D.365年,这次亚他那修年事已高,但他依然没有逃避。不久就卒于亚历山大,年高望重。

     亚他那修一生著作颇丰,20岁就已发表其处女作﹔其它的大部分作品是为对抗亚流主义而写的﹔此外还有教牧和释经的著作。他还有一非常重要的作品,就是第三十九封节日书信,是最早见证我们今天的二十七卷新约正典的文献。

     亚他那修的一生是力抗异端的一生,他的伟大乃在于他的人格以及他抵抗异端那种刚毅不屈的精神,实为我们的模范。

(二)耶柔米(Jerome, A.D.340-420)

     在拉丁教会中,说到学习与应变的天资,耶柔米是凌驾众人之上。耶柔米生于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小镇的基督徒家中。他小时候在当地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十二岁便离家,长而就学于罗马,共八年之久。他酷爱希腊文、拉丁文、哲学和修辞学。据说他每逢周日都在地下墓穴里翻译碑文。

   A.D.360年他受洗之后,离开罗马,经过高卢时,受修道主义所感,加入该团体作修道士。后更一人到叙利亚东部的荒漠苦修,专心研究圣经,学习希伯来文,十年之久。

   A.D.379 年他在安提阿受了长老一职,然后往君士坦丁堡受业于拿先素斯贵钩利门下。A.D.382年他在罗马大受教宗达马苏(Danasus)赏识,聘他重译当时的拉丁文圣经译本。由于他生性好辩,舌锋锐利,结果结怨很多。达马苏死后,他遂于A.D.385年退位安提阿,在此成为独身修道主义者之领袖,后于伯利恒的修道院中充任院长直到去世。

     耶柔米博学多采,著作甚丰,特别在翻译圣经上他的才能最见施展。约在A.D.388年他译完了新约。他译旧约是在伯利恒城,得了些犹大朋友的帮助。他追溯到希伯来文旧约中去此足以证明他学力之健全。耶柔米这种苦心孤诣事业的结果就是一部“武加大译本”,又叫“拉丁通俗译本”直到今日这译本仍为罗马教会所用。这是他终生事业的纪念碑。另外他差不多把全本圣经写下注释,加上其它神学著作,高可齐身,对历代信徒很有帮助。

     耶柔米也是个大有成就的历史家,他续编了优西比乌 的“历代志”。他自己又编辑了一部“名人传”,记述了一切基督教作家生平事略,连他自己也包括在内。此外,他也写了许多论文和书信,说明独身与修道生活的优点。就耶柔米的学识而论,他真不愧荣获罗马教会所授与的“博士”之头衔和所封立的“圣徒”之称号。

(三)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年生于北非的迦太基(Thagaste,今阿尔及利亚东部)。父母是非洲罗马化了的柏柏尔人。他父亲原是帝国政府的官员,在当地拥有若干田产。在他少年时代,父亲离世。他母亲把他送到迦太基学习修辞学。在奥古斯丁身上存在着两种特性,一是从他父亲而来的多情而热衷于感官的享受,另一是从他母亲而来的渴望崇高的思想,追求真理。约17岁左右,他就有了情妇,并同她至少姘居了14年。而他在19岁时就研读了西塞罗 的《荷尔顿西乌斯》,从而使他产生了追求真理的愿望,并把真理视为唯一的价值。他开始研究圣经,但当时认为圣经远不如西塞罗的著作文笔典雅。为得到精神和理智的安慰,他转向摩尼教,并信奉了9年。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开始对摩尼教在理智上和道德上是否恰当产生怀疑。在米兰,奥古斯丁受到安波罗修 的动人讲道的影响,但他只是赞赏其口才,并不同意所讲的内容。

      这时,他接触到了新柏拉图主义 ,这对他几乎是一种启示,如今他不再相信摩尼教的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了,而认识到精神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上帝不仅是一切善的源泉,而且是一切真实的源泉。恶并非摩尼教所认为的那样,是积极的存在,它是消极的,是善的或缺,是意志脱离上帝。认识上帝是最大的福。这种哲学使他有可能接受基督教,并成为他的神学特点。他对教会的权威产生了深刻印象,这是听安波罗修讲道的人常有的事,如他后来说的:“要不是这位大公教会的权威感动了我,我是不会相信福音的。”

      奥古斯丁一生的转折点即将到来,他从未这么痛切地感到他的理想和行为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当他听说非洲隐修士的生活后,更使他充满了羞惭之情,对于种种诱惑,那些知识缺乏的隐修士尚且能够得胜,而他这个满腹学问的人竟无力抵抗。在进行了一番自责后,他冲进花园,听到邻居一个孩子的声言说:“拿着,读吧!”他便拿起读过的书信,翻开罗马书,视线落到几行字上:“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13:13、14)从这一刻起,奥古斯丁思想上得到宁静,感到上帝的力量能战胜自己的罪恶,这是他一直求而未得到的。

      387年,奥古斯丁在米兰受了安波罗修的洗礼。391年,他到北非的希坡,被任命为神父,后成为希坡主教。这标志着北非大公教会的重新抬头,加速了多纳徒派的没落。最重要的是,奥古斯丁提高了非洲大公教会的自信与学朮水平。

      奥氏是一位名副其实服侍其世代的神学家。奥氏的影响却又远超过第四世纪的拉丁教父。他所启动的神学思考,为基督教开创了一个神学路向,称为“奥古斯丁传统”  。中世纪的神学研究框架是由他拟定的,而他的思想在中世纪的地位,大抵仅次于圣经﹔有人说,后继的神学家所做的讨论,不过是把他的观点来个综合整理而已。奥古斯丁传统不仅是一个教义方面的治学传统,也同样是一个今天称为灵修神学的属灵传统,因为它包含了一套宇宙论(上帝与世界的本体关系)和由其衍生的灵程学,西方的灵修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几乎都沿袭他的思想。在奥氏间接的影响下,一种修道主义的传统形成,即“奥古斯丁修会.”﹔马丁路德在推行宗教改革以前,便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一分子。

奥古斯丁的神学作品超过113本及500多篇讲章,绝大多数著述都有英译本,中译本则寥寥可数。目前已有的:第一本是《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天主教译为《天主之城》(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 。这本书的中文全译本是由台湾的吴宗文所执笔的,译笔不俗,它是由拉丁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免去由英译本转译所引致的多重翻译的笔误。吴君文笔流畅悦目,与坊间充塞的中外文俱不通的滥作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本是(忏悔录)(Confessions),这本书有好几个中译本,包括民初重要的基督教学者徐宝谦的翻译(未出版)﹔如今流行的是台湾的应枫(台北:光启出版社,1976)与国内的周士良(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所译的版本。后者由法文译出,文笔甚佳。

    另外还有两篇重要论著为《论三一》(On the Trnity)和《论自由意志》(On Free Will),收入《奥古斯丁选集》(香港:东南亚神学教育基金会,1972),由汤清编译,并纳入“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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