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历史上的械斗 并附“东西佛”械斗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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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1-10 15: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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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历史上的械斗

并附“东西佛”械斗详情


文章转载自【陈冬挺】微信公众号,获授权。


械斗是民间因私忿,辄鸣锣聚众。百十为群,持刃交战,这是一种愚昧落后的社会风气,它危及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拟就泉州历史上械斗的原因和影响作一探讨。




一、泉州械斗的由来和发展


泉州械斗风气很盛。泉州械斗,起于明代。曾在福建任官多年的张集馨说:“本省泉州……其俗专以械斗为强”,“此风起于明永乐年间,相寻干戈,至今愈烈。”黄烈谋的《从先维俗》也说“泉俗械斗,明已有之”。

清代初年,泉州械斗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雍正皇帝亲自过问泉州的械斗。雍正十二年上谕说“朕闻闽省漳泉地方,民俗强悍,好勇斗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众盛,欺压单寒,偶因雀角小故,动辄纠党械斗,酿成人命案,及至官司捕治,又复逃匿抗拒,目无国宪。两郡之劣习相同,而所属之平和、南胜一带尤为著名,此中外所共知。”

清末吏治腐败,土地兼并激烈,阶级矛盾激化,全国械斗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泉州械斗之风仍然很盛,咸丰九年(1859)清文宗召见张集馨详细询问闽南械斗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前,泉州仍然有大规模的械斗。



二、清代泉州械斗的原因


清代泉州械斗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宗族势力的扩大是造成械斗的重要原因。宗族有强弱,强宗欺凌弱宗。弱宗不得不寻找同宗同姓的支持,由于宗族势力发展不平衡而发生械斗泉州械斗有氏族对氏族,如晋江洪、林、蔡对施、吴、许,五林对北蔡。有同族强弱房自相残杀,如晋江前后港强弱房之斗。还有不分姓氏的械斗,如东西佛、乌白旗械斗等。

封建迷信是愚昧的。泉州许多械斗就是由封建迷信引起的,其中东西佛、乌白旗尤甚。

据施鸿保《闽杂记》卷七载:“乌白旗之始,起于仙游洋寨村与溪里村械斗。洋寨村有座大帝庙,村人执庙中乌旗领斗获胜;溪里村有天后庙,村人遂执庙中白旗领斗亦胜。由是二村械斗,常分执乌白旗,各近小村附之,渐及德化、大田、南安等处,一旗皆万余人,乌旗尤强。”乌白旗械斗在闽南影响很深。

泉州东西佛械斗是清康熙年间施琅和富鸿基挑起的,一直延续到解放前。

泉州有三十六铺,每铺有宫庙,都奉祀有神,叫铺主;每境也有神,叫境主。人们把铺主和境主的神统称为佛祖。因当年施琅居住在泉州城东凤池境,富鸿基住在城西奉圣境,他们之间的械斗演变为东西佛械斗。东西佛的械斗也播及晋江、惠安、南安各乡。

东西佛械斗的原因大都与封建迷信有关:妆人、迎神、刈香、掬火、谒祖、镇符、接香等封建迷信活动最容易引起械斗。各铺、境的神是不能越境的,如越境,则视为莫大耻辱,会引起械斗。再如鞭炮过界,也会引起械斗。

泉州东西佛械斗的情况,吴增在《上香山》诗中是这样描述:

东佛去取火,西佛去接香,旗鼓各相当。最怕相逢狭路旁,狭路相逢不相让,流差蓦地相打仗,打仗打死人,石片弹子飞如尘。东家妇,西家叟,茫茫丧家狗,孩子倒绷走,神魂惊去十无九。后年五六月之间,怪汝又去上香山。

咸丰年间,泉州地方官曾立奉宪示禁碑,禁止东西佛械斗。但是禁而不止,一直延续到解放前,东西佛械斗仍时有发生。

在闽南的械斗中还有“械斗神”。如厦门郊区蔡村的老爷神就是械斗神。八、九十年前,蔡村的老爷庙是械斗据点,据说老爷神托梦村民,授以破敌妙计,使蔡村化险为夷,老爷神就成为蔡村的械斗神。

风水之争,由来已久,清末此风仍盛。因风水之争而引起械斗时有发生。

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晋江“都蔡冤”械斗就是塔头村刘姓修建宗祠,因新祠比旧祠高,坐落在其后的蔡姓祖厝因恐有碍风水而发生的。这场械斗延续六年,牵涉到二百多个村镇,死亡三百六十多人。处理这一公案,晋江县令,五易其官。

一九二四年晋江安海镇黄姓和颜姓,因祖墓风水发生械斗。张林乡因张颜同宗,助颜姓。当时驻泉州军阀孔昭同派兵前往张林弹压,为张林村民侦知,伏兵拒捕,打死连长和士兵二十七人。事态扩大,几经周折,孔昭同得张林赔款二万八千元人命钱息事。

泉州地处亚热带,以种植水稻为主。水利对泉州地区的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因争水而发生械斗时常发生。泉州东门外田园坑与后园争夺水源械斗连续七年。晋江陈埭西边村与高岑村,因争夺沙塘水源引起械斗,延续十五年之久,双方各有死伤,连孩子也不能幸免。1939年城东田园坑村,一房吴丽与二房吴估树,因抢水灌田械斗,由于二房势力大,吴丽一家被迫远逃他乡。

清朝外国传教士来泉州传教,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教派不同,各派发展自己的势力,互相排斥,互相仇视,引起械斗。光绪二十二年(1896)惠安爆发一次由基督教和天主教外国传教士操纵的大规模械斗。天主教徒被击毙二人,受伤十多人,基督教徒受伤八人。最后由基督教赔偿天主教人命款白银五千元了事。

泉州会社之风甚盛,组织会社是为了借会社的势力以巩固自己的利益,有的人加入会社是为了避免其他会社的迫害。会社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发生矛盾冲突,导致会社之间的械斗。如一九二九年惠安县山腰坝头乡留山村郑姓发生纠纷,因一部分人参加“父母会”,另一部分人参加“扁担会”,酿成械斗,各乡凡参加组织者都要前往支援,双方均有死伤。

赌博是不良的社会风气,有的因赌博而倾家荡产,有的赌棍输了之后,偷盗行窃,杀人越货,严重威胁人民的安全。聚赌容易发生争吵,引起械斗。清末泉州地区赌博陋俗甚为严重,成为发生械斗的导火线。光绪三十三年(1907)惠安辋川前张村械斗即由方肴与陈江水因讨赌帐起事,酿成械斗,牵连大小两姓,时间延续三年之久,死于械斗者一百六十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争码头停泊,客栈争客引起械斗。


洛阳是泉州通往福州官道的重镇,洛阳江从这里通向大海,是陆海交通要冲。洛阳商业发达,商行、店铺林立,南北货船在此停泊进行交易,因此设有码头和客栈。码头因争招商船停泊起运,客栈争客临宿而发生械斗。械斗以洛阳街两所客栈为核心,洛阳附近的乡村和隶属双方的码头工人也卷入,混战三年,各有伤亡,光绪三十四年(1908)泉州知府李增蔚率兵来弹压,双方首要人物外逃,只好抓十数人入狱。辛亥革命后,械斗才告平息。




争海港权属械斗。


1929年泉安汽车公司董事会议商议把公路打通到东石,在东石建造码头,并与厦门海运公司商定派顺安轮每天定时定班由东石直驶厦门。由于东石蔡姓同肖下渔民因海港产权发生械斗,码头无法修建。后旅马来亚华侨蔡天锡出示向肖下渔民购买海港的海契,并将产权献给蔡姓,械斗才平息。1923年晋江县富美和后山两乡也因争码头而致械斗。

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官吏贪求无厌是造成械斗不能平息的原因。

清朝吏治腐败,福建更甚。张集馨说“吏治之坏,至闽极矣”。由于民间词讼迟迟不能解决,最终演化成械斗。械斗发生后,官吏不能秉公审理,结果愈演愈烈。

封建官吏在审理械斗案件,宁承担缉不力,不肯下手实办。正如《闽琐记》所指出:

“其未斗之前,预买嘱一人为凶手,如有杀伤,当官直认,供吐情形,一一不爽。及据供拟解,赴司、赴院展转翻供,以致上宪狐疑,案悬不结,而真凶得以远飏、漏网,原审官徒受参劾,以故巧滑之吏遇此种疑难命案,宁担承缉不力处分,而不肯下手实办,诚虑转为所误也”。

封建官吏贪贿成风,借处理械斗进行诈财。在处理械斗事件,他们不是“鼓之以忠义,缓急用之”,而是“以歛贿为事,为民所积轻且深怨。”在械斗激烈进行之时,官吏往往不敢过问,待械斗收场进行勒索。“斗之时,营县不敢过问,若亲往阻挠,矢石立至;惟俟两姓收场后,差役前往收械斗费。”“若斗费不交,官即带差役千余人,前往洗庄,房屋树木,一概毁伐。”光绪三十三年(1907)惠安辋川械斗,惠安温知县是一个贪官,他下乡察验,不追究事因,不缉拿凶手,惟利是图,诈财而去。于是斗争愈演愈烈。

光绪二十二年(1896)惠安天主教与基督教械斗中,惠安知县唐志燮惧怕洋人,将双方被拘捕的教徒释放,不敢下手处理,于是双方械斗不能制止。

泉州械斗中官吏差役从中勒索,逼得当事人倾家荡产,还不知被虏者生死存亡,被迫再去械斗。吴增《慢押放》一诗就是生动的写照:

掳人请押放,难得批准见字样。批准发票来,又苦差无状,说起马,说伙计,欲去不去故迟迟,草鞋饭食无定例。勒索到手下乡去,又是炰烋说公事,公事说了腹膨胀,管汝将人掳何处!吁嗟乎押放之难难如此,枉费卖妻与鬻子,不知是活与是死,死活不知奈官何,惟有归去弄干戈。

在封建官吏中也有少数清廉的,他们喻以大义,制止械斗。如徐树铭,督学福建,按试兴泉。适莆田、惠安吕黄二氏械斗,势汹汹。树铭“喻以大义,手书劝谕文付二氏,躬祭斗者而哀之,二氏愧悔;复为立型仁、讲让二塾,训其子弟,二氏愈益和。”泉州知府李增蔚在处理惠安涂岭赤埔乡械斗一案中,贴出晓谕曰:“凡有随行人员兵役夫马费用,一切均自行发给,不准取诸民间”、“筹捐经费五千元”,“开设学堂,延聘教习。”结果很快制止这场械斗。

清朝泉州械斗许多是由乡绅挑起和操纵,如泉州规模最大,时间延续最长,影响最深的东西佛械斗就是由施琅和富鸿基挑起的。

械斗前,由乡绅出面召集族人决定械斗,议定数人抵命,“抵者之妻给公产以赡之”。械斗发生后,由乡绅操纵,有的械斗官府出面弹压,但由于乡绅从中作梗,不愿息事。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惠安辋川械斗,就是由小姓文举人陈兆阶,大姓武举人何绳武操纵。泉州知府李增蔚前往弹压,并责令两个文武举人具结负责办理息事,但他们不但不制止双方息事,仍然从中操纵,致械斗愈演愈烈。

有的乡绅乘械斗之机,向群众摊派“枪弹费”、“守望费”、“招待应酬费”等,从中饱私囊。




三、泉州械斗的影响


清代泉州的械斗规模大,往往牵涉数十乡乃至几百乡。晋江“都蔡冤”械斗,由塔头村刘蔡两姓引起,后联络各方面参加,牵涉二百多个村镇,二十余姓。惠安辋川械斗,大姓二十五乡,小姓十三乡四十多村参加。泉州械斗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华侨乃至台湾都产生了影响。

械斗发生后,人民的生命财产,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许多人死于非命。

械斗中有截虏。械斗开始后,有的人在外做生理,或从外面归来不知情,偶然经过敌邦的界。或者在敌帮做客,就会被截虏而去。如惠安张吴械斗,张坑黄村补鼎匠张萍水,张阶明被截拿,押至大吴村被害者吴妈谅墓前,活祭而杀之。

截虏来的人,拘禁起来进行残酷的刑罚。其刑法是把大木头凿两个巨孔,套住双足,然后再扣上木板,使其混身笔直仰天而卧,伸曲不得。这些俘虏要等到械斗终止,双方才各把所虏的人交换。也有的被杀害。

械斗中有时对阵,有时化装为乞丐、妇女。卖东西等混入敌乡,进行暗杀、特杀,攻劫烧毁,虽小孩妇女亦不免遭其毒手。

关于对阵的情况,张集馨记述颇详。他在回答清文宗奕詝的询问时说:“臣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械斗的武器有农工器具,铜炮枪,还有步枪。在村庄交通要道设枪楼,以防止敌方攻入,当一方攻入另一方村庄后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参加械斗的人有本村受雇的。本村参加械斗的人“凡出斗者,妻孥喜笑相送,不望生还。”受雇者死一人,则雇者给洋银三十元,祠堂设忠勇牌位,妻孥俱有养赡。按照泉州地区的传统,械斗双方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十命,除相抵外,每一条人命赔偿六十元。也有的赔偿不止此数,如1949年惠安争虎械斗中胡晚成命案赔偿黄金七两。

在械斗中村庄城镇被焚毁,有的甚至被夷为平地。械斗时交通断绝,田园荒废,水利设施遭受破坏,正常集市贸易无法进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械斗中死伤不计其数,或因伤而致残者有之,或因伤而家破人亡者有之。泉州械斗简况列表如下:



泉州举人吴增《械斗》诗对泉州械斗的悲惨和祸害进行深刻的揭露:

蔑天理,无人心,械斗祸最深。彼此同一乡,既分大小姓,又分强弱房、东西佛、乌白旗,纷纷名目何支离。械斗祸一起,杀伤数十里,死解尸,冢发骨,乡里毁成灰,田园掘成窟,伤心惨目有如是,不知悔祸不讲理。劝君快设小学堂,学堂不兴祸不止。




泉州械斗在华侨中的影响:


泉州华侨出国的原因有许多方面;有的是航海到国外经商,定居国外;有的因忍受不了压迫和剥削而外出谋生;有的因政治迫害而出国避难而成为华侨;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械斗被迫出洋谋生,如蔡明盘因其父光绪丙寅(1890)在两乡械斗时无辜被虏,终致惨死,被迫于十一岁时出洋谋生。

华侨与家乡有密切的联系,械斗在华侨中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寄钱帮助各自家乡的械斗。有的械斗甚至影响到国外华侨互殴,如一九二七年惠安张吴械斗,直接波及南洋华侨,在新加坡监公仔内的张吴两姓,每天因之互殴,当地警兵亦不能制止。后“公班衙”派兵将两姓之头目,各捉去十多人,押禁严限具立甘结状,不再生端动武,海外殴事始定。

华侨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许多械斗经华侨调解才得以停止。他们拿出钱财,请人调解,抚慰死难家属,修理房屋,恢复生产。光绪二十九年晋江“都蔡冤”械斗,华侨陈增斜,把本来要盖房子的三千两银子拿出来“抚死属,修房厝。”

光绪十九年泉州南门外械斗,华侨曾天眷适归国“排难解纷,赔费縻巨金”为之和解,才使得“十年来附城一带无南乡之衅连祸结,戕命数百者。”

1924年安海黄颜械斗,华侨李清泉组织的“救乡会”出面请人调处,出资补助。又华侨黄奕住、黄仲训、黄秀琅等及张颜两姓华侨及其他华侨劝募资助,此案才得以了结。

1929年晋江东石蔡姓与肖下渔民为争夺海港权属械斗,旅马来亚华侨蔡天锡将向肖下渔民购买海契产权献给蔡姓,械斗才告平息。

华侨柳步坚在泉南械斗中“延请调人为解息并垫补,所全者至大。”



泉州械斗对台湾的影响:


台湾移民主要来自福建泉州府、漳州府和广东省。随郑成功入台者多系泉籍移民,随施琅入台者多系漳籍移民,广东移民多系渡台政策松弛后去的,不同祖籍的移民团体不断出现竞争开发而发生械斗。

漳泉两地之民“民情强悍,好勇斗狠”漳地之民“喜争斗,虽细故多有纠乡族持械相向者,”泉地之民“逞强健斗,轻死而重财”。强悍的民风、结盟会社、赌博等陋习随移民带到台湾是台湾械斗的原因之一。

在台湾漳籍移民间的械斗多分姓而斗,泉籍移民间的械斗多分乡而斗。前者是宗族主义的体现,后者则源于强烈的乡土观念。这种乡斗、姓斗均源自大陆。

台湾的漳泉移民,把原籍供奉的保护神带到移居地。因保护神不同而发生分类械斗。


附 文


泉州“东西佛”械斗

阮道汀、何健魂、尤国伟、曾连昭等人资料汇编整理

闽南民间的封建械斗,在解放以前的几百年中间,是相当猖獗的,特别是形成两大派系的斗争更为突出。以后,例如泉州的“东西佛”、惠安的“乌白旗”、同安一带的“大小姓”、晋江石狮的“强弱房”等,其械斗范围、死伤人命、财产损失、生产破坏,都是骇人听闻的,其中尤以泉州的“东西佛”的械斗,最为残酷,最为严重。

泉州的“东西佛”械斗,蔓延地区除泉州的市区、市郊外,就晋江及南安邻近泉州市的各个乡村,几乎都在“东西佛”范围之内,有的互相间世世代代仇隙深远,如遇一小小纠纷,亦有一触即发之势,进而酿成“东(佛)护东(佛)、西(佛)护西(佛)”,一联数乡、数十乡,相继列械参入格斗。其生命财产的损失甚为惨重。这一根深蒂固的“东西佛”械斗的陋俗,直至解放后,在党与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采取了各种措施,经过了各个时期政治运动的宣传教育之后,才得到了根本的消弭。但由于“东西佛”这一械斗的历史悠久,地区广阔,事件繁杂,虽经熟识这方面的社会人士加以追忆,尚难完臻,因此本文仅能就所知的一些情况加以整理为一概略,提供研究参考。




(甲)
起源


泉州“东西佛”械斗,究竟开始于何时,如何形成?在地方文献上还找不到有关的记载,但据民间传说,却纷纷不一,今仅将主要的有关传说,摘录于下:

(一)出于“反清复明”运动,而逐渐演变而来的大致有三种传说:

1、闽南为明末清初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基地,当时闽南一带,英豪志士,群举义旗,有的直接参加郑国姓军队进行抗清;有的在各个地方举义,而与郑成功互相呼应。后因郑成功进入台湾以及康熙时,清廷施加压力,迫令闽南百姓迁界,致使“反清复明”运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与摧残,久而久之,这一些组织逐渐分化、变质,有的被地方封建势力所利用,清廷亦即因势而用,从中制造封建矛盾,以便于压制民族斗争运动,巩固其统治地位。

2、在“反清复明”运动失败后,许多“反清复明”秘密组织,如“天地会”、“哥老会”、“三点会”……等盟、帮,久而久之,有的星散,有的变质,终为地方封建势力所利用,作为封建斗争的工具,故在“东西佛”的同盟村落间,仍常有“老兄弟”、“会兄弟”、“盟兄弟”等一类称呼。

3、清廷在康熙间,为镇压“反清复明”运动,借名治安,实为瓦解抗清的群众力量,将泉州地方划分为东西两段,而以当时告老回乡的施琅及富鸿基二人,分掌东西两帮,并各有六十名兵丁为“治安”武力,发给旗帜,东为四角红旗,西为三角红旗,继而利用民间迎神赛会之习俗,抬出“境主公”,四处巡行,如东段常抬出通源宫的“赵天君”、行春宫的“广平王”;西段是抬出三朝的“上帝公”、古榕的“赵天君”。在迎神赛会中,东西两派常常发生纠纷,酿成械斗,以此相沿,而形成为“东西佛”之械斗。(此说“东西”之分,似乎是以南北大街为中准,界分东西,这与后来错综分立的“东西佛”不同。)

(二)另有由于施将军(琅)富翰林(鸿基)因嫁娶事件的纠纷而引起的传说,相信的人似乎较多。据说清初施琅有一女许配富鸿基之子,两家结成姻亲,迨完婚三日后,女家的亲属必须到男家会亲(俗叫探房)。当时施琅官为靖海侯,恃其势焰,事先令人询问富鸿基,嫁娶之仪要行“官礼”还是“民礼”?而富鸿基觉察施意,是欲丢他的脸子,迫不得已,乃约施琅行“官礼”。至是日,施即穿武官功服,气势赫人,并以“七十二队”壮大行列,迳往富家而来。不意富家则如常态,仅于厅中张起“尉曲龙伞”陈列权君信物“铁鼻”(民间有富翰林七日权君之说,有的说系陈出奉令主祭黄梧之子黄香度之诏旨)。富居中独坐,施抵富家时,一见此状,便匍匐入厅,先行“君臣礼”,然后相见。施自恃烜赫,而意外受此奇耻大辱,即与富家执怨如仇。自此以后,施就蓄意纠集所居凤池境及势力所及的境铺,寻隙向富家报复。而富家亦有预谋,同样地纠集所居奉圣等境辖民,列械与斗,因施家居凤池在东,富居奉圣在西,故“东西佛”之分由此而起。

(三)起于迎神赛会之纠纷,而逐渐形成的说法,主要是以:清初泉州城西湖尾巷朱道尹(名不详),因恶病求白礁吴真人而得痊愈,乃建妙恩宫于己屋祀吴真人。后被移建于曾井巷口,改名妙恩;另有一林尚书(名未详)因谋占奉圣宫地建私宅,亦将奉圣宫迁往谈乾巷口斜对,祀田都元帅。因此奉圣与妙恩两宫,相距仅数百步而已。当奉圣宫移建落成之庆,抬出田相公欲往坑口“乞火”,并由林尚书主其事,因林与施琅有亲戚关系,欲壮“乞火”行列,而向施琅借出仪仗七十二队。讵料施琅许借后,又再反悔,乃煽动东门凤池壮汉数十人,预伏于中途,企图劫抢仪仗。林尚书侦悉后,也选数十壮汉以对抗,此事即演成一场恶斗。凤池人因此次劫抢仪仗落空,心怀不甘,乃于事后,再纠集数十人,潜往西门阴谋拆毁奉圣宫,以示报复;奉圣事前得悉,亦纠集人马以待,终因寡不敌众,凤池人乃退入妙恩宫,适有一奉圣人“跛脚庆”(姓名未详)途经于此,而凤池打手将跛脚庆误为奉圣人前来包围,一齐冲出,因用力过猛,冲倒妙恩宫一墙,刚好压死了“跛脚庆”。自此双方结下深仇,四出纠集铺境,建立盟帮,列械格斗。因凤池在东,故名“东佛”,奉圣在西,故曰“西佛”,至今民间尚有“东凤池,西奉圣,冲倒妙恩宫,压死跛脚庆”的谚谣。

根据以上传说,虽不完全可靠,但如果以“东西佛”这一名称来看,顾名思义,是与封建迷信有密切关系的。早在清嘉庆年间,南安的桃源乡(西佛)因修筑桃源宫及丰乐乡(东佛)进城拈香,而引起的“东西佛”械斗(详附录二),距结案前后有一百四十七年,其起因出于迎神赛会。不过民间原有的械斗陋俗,应该早于“东西佛”、“黑白旗”等封建械斗的形成而存在的,当时可能以宗族与宗族,或村与村的局部械斗居多,嗣后发展为“东西佛”、“乌白旗”这一类大规模的封建械斗,其严重性自然就更大了。(当然在“东西佛”械斗当中,有时也夹杂着宗族与宗族的械斗,如光绪年间泉州、南安交界的刘、蔡两姓的大械斗,便是一例。)至于传说中所说的施琅与富鸿基两人的矛盾而引起的“东西佛”械斗,是有其可能性的,因为施琅与富鸿基两人,各仗其官势,互相倾轧,利用民间封建矛盾,来扩张私人势力,进行明争暗斗。这正是统治阶级本身内部矛盾的一种具体表现,相应地也可来压制当时残余“反清复明”的运动。至于所传施、富的姻娶纠纷,恐是传闻附会,奉圣与凤池的械斗,应该是“东西佛”形成之后所发生的一个械斗事件,恐非“东西佛”械斗形成的主要原因。




(乙)
事端


自“东西佛”形成以后,民间的封建械斗,就更为猖獗,“东佛”与“西佛”两大封建派系的斗争,日益尖锐,世世代代沿袭下来,其械斗蔓延地区,越来越大,双方仇隙越来越深,在各地的封建把头、恶霸、流氓……等等的操纵下,引起械斗的事端,就越来越复杂,常常是旧案未结,而新案又来,即使是小小的纠纷,也能引起大规模斗杀,但是最常引起械斗的事端,主要有下列几种:

(一)起于迎神赛会:泉州一带的迎神赛会特别多,村村里里,一年到头都有大小不同的天香、设醮、普度、佛生日以及大规模的乞火、进香、装佛……等迷信活动,这些又最容易引进纠纷、发生械斗的。例如:

1、每一境或村都有一个“境主公”或其他菩萨,每年必须向它祈求平安,收放神兵、做天香、谢天、设醮、酬神等。特别所谓“天香”,常要抬出菩萨,进行巡境,贴“镇佛符”、“钉界牌”来勘定境界或乡界。但常因越界“钉界牌”、抬佛或放鞭炮过界,对方就认为奇耻大辱,而引起殴打、抢佛,以至列械战斗。例如民国廿七年(1938年)本市中和与生韩二境交界,中和境因镇符越过生韩境界,立即发生争执,继而以汽水瓶作为武器,互击互殴,结果中和境青年叶捌被殴受伤,生韩境保长林天恩并欲将叶捌送开元联保处,罪以流氓骚扰地方,加以究办。而叶捌原籍为小泉涧人,小泉涧境闻知,随即纠众三十余人,突入生韩境抢回叶捌。同时妙华境的石安郎、郭九、张炳熏等封建头子,亦乘机出而声援中和,欲向生韩进攻。后得东帮及中立邻境出而调解,始告息事。如此情况,村村经常发生,不胜枚举。

2、每年各地常有普度、酬神、宴佛、佛生日等民俗迷信节日,每逢这些节日必须大开筵席,四处演戏,常因看戏“打戏厢”、赌博、调戏妇女等,因而引起纠纷、互殴,后发展到大规模械斗。例如民国卅四年(1945年)农历七月十八日,本市奏魁(西佛)普度,而当时有水仙境(东佛)数人,在胭脂巷口,因买卖殴打奏魁一菜贩。至农历八月初五日适值水仙普度,奏魁封建头子葛笃庆即纠集无赖流氓郭坎、许虾等二十多人,各怀刺刀、手枪,伏于水仙境井巷口,谋杀水仙人以示报复,误杀执节(东佛)王清桂(事详附录三)。在农村中,因“普度”而发生的械斗事端更为普遍。

3、乞火、进香、迎神这一类的封建迷信活动,在闽南民间是非常普遍的,仅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例如泉州五堡的“康王府”、富美的“萧太傅”、树兜楼下的“大人公”、晋江许坑“王爷”等等的迎神、乞火,其规模之大,都是响动闽南的,其各色彩旗、廿四班头“马队”、“马阁”等队伍达万人以上,每次环游地区也甚广阔,但不论大小规模的乞火、迎神队伍,每次“东佛”要经过“西佛”界,或“西佛”要经过“东佛”界,如无事前通好(如投刺、拜访以借路),势必引起留佛、抢佛之事发生,自然进而双方列械格斗,甚至数年、数十年、百多年难得和解的。例如:清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有五伦(即龙会、凤池、桂香、水仙、小泉涧等五境,均属东佛,祀田都元帅)抬田都元帅前往南安坑口乞火,途经奉圣(西佛)境界,事前没有通好借路,而奉圣即纠众将五伦的田都元帅抢走,当场双方发生冲突,结果打死凤池(东佛)人命十三条。据说凤池过去还将此被害者的血衣保存起来,于每年端午节拿出晒太阳,以作纪念。自此双方结下仇怨。至光绪廿 四年(1898年)有南安某乡(西佛)王爷,欲往泉州东岳庙“乞火”,而奉圣境 (西佛)抬出田都元帅及接香队,参加盟帮迎神,途经东街的东佛地界,此时龙会(东佛)为报前奉圣抢五伦“田都元帅”之仇,乃纠众持械伏于东街第三巷口(即东佛圣公境界),抢走奉圣的田都元帅,将其关闭在涂门街三义庙内,当时虽经公亲调解,无法息事。至民国廿九年农历五月初九日,龙会在三义庙内,张灯结彩,大宴境主田都元帅。而奉圣在当时封建把头陈庚等的操纵下,企图报复“前仇”,曾暗中串通其盟帮后城,特别是与大特务黄克绳勾结起来,派出流氓,向龙会主持人林存实(俗呼西姑猫)打探情况,然后潜入三义庙,乘夜深及守坛人酒醉时,将龙会田都元帅抢走。后由公亲黄金炎等人出面调解,由公亲团代将田都元帅迎回龙会归庙,此案至此方算平息。另如亭店三凤乡(西佛)田都元帅乞火,也造成黄甲街(西佛)与南安丰乐铺(东佛)发生械斗等等事例,还是甚多的。

(二)为农田水利、码头地权、坟墓、风水这一类利益与地界之争执,致而引起械斗也是很常发生的。如在农村中,村与村的农田毗邻,自然在农民当中常有争灌田水或家畜毁坏五谷而引起纠纷;在近海近江地区也常有码头界或搬运权的争夺而引起纠纷之事发生;破坏“风水”或坟墓更是容易引起械斗的。例如:泉州的富美(东佛)后山(西佛)两地码头毗邻,其争执码头权利而引起的事端甚多,如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富美的董天庆(当时泉州有名大讼棍)、林水、邱青牛(封建把头)与后山的陈泽山(前清举人)、杨深、杨贡、吴德(封建把头)等人,就利用当地码头权纠纷,煽动及主持双方械斗,结果后山死人命一条,富美因此也耗费不少钱财,才算了事。霞州(东佛)塔内(西佛)也经常为争夺渡头,发生械斗。如民国卅四年(1945年)晋江的砌田(东佛)与张林(西佛)也因水利纠纷发生大械斗。这种争夺与纠纷,都成为长期性、经常性的滋生“东西佛”械斗的导火线。

(三)另外如春节的“装人”、端午节的“迎龙王”、债务纠纷、买卖纠纷都有引起“东西佛”械斗的发生,例如春节“装人”(即化装游行),民间是非常普遍,特别是在泉州城内,许多“装人”的铺、境或村落,常有以“联络感情”为名,在盟帮间互相游行(如东佛到东佛、西佛到西佛),而“东西佛”的铺境、村落是交错的,因要游行必须事前投刺以借路,才能通过,否则便会引起纠纷,以至械斗,甚至在“东西佛”交界处,由于导引队伍的“头枝火把”或迎“装人”的爆竹,逾越界址(俗叫洗铺尾),往往发生械斗。至于债务和买卖上的纠纷本是小事,但如双方系属不同盟帮,其争执事端常因而扩大,以至于械斗。如民国三年(1914年)晋江余店(东佛)与福坡“西佛”,因贩卖鸦片,亦曾酿成大规模的械斗。民国四年(1915年),泉州东郊外,(东佛)万国庆因与邻村钱头(西佛)蔡蚶因年终讨债务,终于引起两村械斗,双方均有死伤人命,并波及市内的圣公、凤池、龙会、水仙等境(均东佛),亦列械前往助战,酿成局部“东西佛”械斗。据说过去在晋江青阳附近有名的“大五乡”(东佛)与“小五乡”(西佛)的械斗,弄到死伤人命,许厝废乡,究其起因说也可笑,只不过因为当时小五乡有一人,路过大五乡地界,在路上因打自己身上的苍蝇而口角,结果也引起械斗。

引起“东西佛”械斗的起因,虽然错综复杂,但总而言之,有时某些事件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协商解决的,过去封建械斗会如此猖獗,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铺铺境境、乡乡里里,都有一些封建头子、把头(或所谓铺董、乡里老大)、恶霸、无赖、流氓,在从中滋事、操纵,扩大械斗规模,以便从中渔利;加上封建的反动的政府和地方派系、特务、讼棍以及一部分“职业”和事老(即所谓公亲)与各地方的封建头子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不是化小事为无事,而是乘机制造矛盾,扩大事端,使械斗双方互相仇杀,酿成人命,然后从中勒索、敲诈,使许多本来安分守纪的老百姓,长期的无辜的遭受着“械斗祸”,弄到家破人亡,难以为生。




(丙)
后果


泉州“东西佛”的械斗,假如从康熙年间开始算起,迄解放前为止,前后有三百年之久,在这漫长的敌对的械斗中,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这里仅从所知的几条事例等说明其严重后果是相当可怕的:

(一)在“东西佛”械斗中,其最严重的后果,便是死伤人命,死的又都是安分安纪、无辜的老百姓居多,例如: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一说为光绪末)泉州与南安交邻的刘、蔡两大姓,因蔡姓盖大厦,刘姓挡伤,引起两姓长期的械斗,据说双方死伤达数百人,屡次虽经地方士绅出面调解,双方总因为人命死伤的太多,无法解决人命赔偿费,而拖延下来,最后才由地方士绅、慈善机关、商会等出面向华侨及各方面募捐,代双方赔偿人命,方告了结。又如民国十二年晋江霞浯村(东佛)与浯垵、塘头村(西佛)因田水纠纷,列械格斗,牵连到东西佛各盟帮数十乡卷入大规模械斗,结果双方伤亡达数十人,械斗仇隙达数年,方告平息。如果从数百年来为“东西佛”械斗而作无谓牺牲的人命加以统计,其数目一定非常怕人,至少达数万人。

(二)由于长期的械斗,其仇恨是越积越深,械斗事件是越拖越长。例如泉州奉圣(西佛)与南安的丰乐(东佛)两铺,因桃源宫奠基,奉圣人前往庆贺,路经丰乐铺,被丰乐人侮辱,后丰乐到泉州元妙观拈香,路过奉圣,因口角而互殴,以至发生械斗(事详附录二)。其事发生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直至1945年才调解息事,先后计一百四十七年。另如晋江莲塘(东佛)与莲埭(西佛)双方发生械斗,前后延长十三年,死伤人命达数百条;厝宅被毁几乎成为废墟。还有如晋江的洋埭林(东佛)洋埭李(西佛)两村毗邻,居住民屋双方仅隔一巷而已,然两村因械斗成为世仇,平时很少来往。泉州的富美(东佛)与后山(西佛)为争码头权,经常发生械斗,形成为“不可调和”的仇隙。同时有许多地方由于械斗,而世世代代成为仇敌,断绝交往,不通婚娶。许多长期积怨下来的械斗案,在过去不得解决,直到解放后才和解的。如泉州的下洲村(东佛)与塔内、黄甲街(西佛),于1947年杀死人命一案,直到解放后,才由人民政府帮助解决,双方和好。

(三)由于“东西佛”械斗的产生,不但给军阀、土匪、地方派系所利用,甚至为他们制造敲诈勒索老百姓的机会,使老百姓遭到更大灾难。例如清宣统二年(1910年)有民军头目赖乾(原为安溪土匪头,经当时驻泉提督军门洪永安招抚来泉),驻于泉州南较场头大楼(属龙会境),当时龙会封建头子虎母沙(不详真姓名),即利用他来壮大东佛势力,百般奉承,而赖乾亦想勾结地方势力来巩固其地位,狼狈为奸。时义全(西佛)与龙会(东佛)有“东西佛”仇隙,龙会虎母沙即怂恿赖乾杀害义全封建头子陈恭。时赖乾探知陈恭在乌暗巷内开妓馆,有一妓女月娇,已为陈恭收为小妾,而赖乾偏要召月娇出馆卖唱,陈恭拒之。赖乾即以其开妓馆,窝藏匪徒,报请提督军门,将陈恭逮捕处决。这一事件虽为统治阶级与流氓的矛盾,但与“东西佛”关系也很密切。另如民国卅三年(1944年)水仙境奉田都元帅,欲往南安坑口谒祖,而路必经奉圣境,侦知奉圣境人准备抢佛,而当时该境董事吴玉、柳开明、王振坦等,即四出“募捐”巨款,请泉州军警护送出城,谁知当时特务汪波(时任第四专员公署谍报秘书),以其所开“杏花村”酒店,被摊派一款,心有不甘,即将柳开明拘传究办,后由医师陈振辰(中统特务)出面说情,方以柳等所募捐的巨款转充建国商校(汪波所办)为经费而了事。再如民国卅四年(1945年)晋江砌田(东佛)与张林(西佛)因田水纠纷发生械斗,酿成命案,而当时晋江县长吴德露即派军警驻在两村十多天,军警在村里即是“遇鸡捉、遇菜摘”,老百姓每天要杀猪宰牛宴请军警,据说当时每村每天要花费伪币二千多元。名为“镇压”械斗,实是老百姓遭殃。再如民国卅四年(1945年)奏魁葛笃庆谋刺王清桂一案,黄克绳、陈怀吾、王庆和各得黄金五十两,而王清桂作无辜牺牲(详附录三)。其他如“职业”公亲的假调解,讼棍的制造矛盾事情,多如牛毛,这里不多赘述,以待今后熟识此中内幕者,撰述此类专稿。

(附注:本文系根据阮道汀先生、何健魂先生撰写的“东西佛”原稿以及尤国伟先生整理初稿等材料,而由连昭同志整理出来的。)




录一:


泉州的“东西佛”地域分布很广,除目前泉州市区与市郊外,东至桥南,南至晋江青阳、张林,还包括今南安邻近泉州地界各村落,紫帽山下属于泉、晋、南三县市的村落,都在“东西佛”范围之内。在泉州市区与市郊,过去地方编制一般叫铺、境或铺、村,每一境或村,各都有一座或大或小的神庙(又叫“宫”),各宫中祀有如田都元帅、保生大帝……等类的“佛”,这些佛有的叫“境主公”。每一铺、境、村都有三五豪强之徒,自称铺董,专门主办每年的定时节序的祭神、祈天、佛诞、谒祖进香、乞火、出巡……等等迷信活动,境与境,村与村,如属同盟者,还互相庆贺、应酬,故常因此而挑起械斗,械斗一开始,东帮东,西帮西,以相对抗,酿成大规模的东西佛械斗。然“东西佛”中的各境村,当时如何划分?怎样形成?现尚查不出其究竟。同时“东西佛”地区大,那些村落是属“东”抑属“西”尚未完全调查清楚,这里仅将泉州原有铺境属于“东西佛”者抄录于下,以供参考。

东佛——城中有:凤池、宜春、百源、玉霄、五魁、应魁、圣惠、威惠、圣黄、通源、通天、忠义、圣公、桂香、和衷、中和、行春、崎头庙、灵慈、双忠庙、凤春、大泉涧、县后、执节、广平仓、生韩、南岳、妙因、惠存、妙华、小泉涧、龙会、水仙。

附郭有:仁风、东禅、草坡、水漈、湖心、后茂、势挚、花园头、普明、魏厝、府地、石笋、蔡洲、浦南、通津、永湖、鳌旋、青龙、二堡、三堡、四堡、津头坡等五十五铺境。

西佛——城中有:后城、文兴、龙宫、篮桥、约所、上乘、孝悌、义泉、都督第、大希夷、北门通天、河岭、孝友、彩华、平水庙、广灵、崇正、文胜、佑圣、奏魁、凤阁、桂坛、瑞应、奇仕、华仕、清军驿、白考、联魁、进贤、奉圣、联墀、紫云、五显、宏博、三朝、甲第、定应、古榕、高桂、义全、会通、真济、熙春、小希夷。

附郭有:坡任、潭美、紫仙、坑美、马加坡、田庵、塔前、塔后、洪林、段湖、霞美、普云、仁寿、帅亭、白水营、黄甲、溪后、沙尾下、金山、浦东、紫江、后山、后田、一堡、五堡等六十九铺境。

中立——二郎、崇阳、聚宝、水仙王、浯江、松里等六铺境。

不知何属——浯渡。以上三十六铺列出:东有五十五铺境,西有六十九铺境,东佛仍沿袭着凤池为首,西佛也沿袭着奉圣为首,各铺境是有大小之差,力量就有悬殊。那些中立的铺境,有时因依恃势力,倚东靠西,恒有变动,有时也会叛东就西或叛西就东,如东门附郭的仁风,原属东佛,却以种种关系,必要依附西佛,无如仁风境的人出入都要从东门经过,遂有俗语:“入城东,出城西”的存在。




录二:


清嘉庆五年(1800年),南安北门外西佛桃源乡修筑桃源佛宫完工,择二月初十日行“上梁”庆典,当时凡是西佛兄弟的铺境都备有礼品派人往贺。西佛奉圣有两人带大灯红彩等物欲往桃源乡祝贺,路过东佛丰乐乡时,那里有人鄙为妻舅辈冷笑说:“要去‘换花’。”奉圣只有两人不敢与较,当为无所闻,急步过境。

至五月初一,东佛丰乐乡乡董为求人畜平安,抬出铺主“玄天上帝”来泉州玄妙观拈香,当时凡是东佛兄弟铺境也以彩旗、鼓乐等等参与行列,以壮威风。这一浩浩荡荡的人群,入西门至玄妙观,一路无事,因丰乐的人要来泉城必从西门出入,西门内外属奉圣,在西门外一带有不少瓦窑,汤有信所经营的一个瓦窑正在修筑,地上散有沙石泥土,“玄天上帝”拈香诸事既毕,仍出西门,有的人于无意中步踏了泥土,汤就破口大骂:“奉圣婊子……。”瓦窑附近的工人立刻围来对骂,且以砖石相掷,丰乐人苏香额角被石子打中出血,一时群情汹涌,双方打闹一场,丰乐人不敌,退入东佛潘山街,佛轿、鼓乐、彩旗……破的破,丢的丢,颇为狼狈。在这当儿,西佛段湖乡的人,看势成骑虎,乃集了十多人,为缓和一时紧张局面,以息事通好为辞,将佛轿、彩旗、鼓乐等,为之搜齐整好,送至潘山街交丰乐人,请先迎还,以后理会,暂压乱局。

初二日,苏香向南安县呈告:“晋江奉圣人王君、汤有信、蔡义福等,纠集百余猛截途抢打拈香人,苏香被殴重伤,请验备案,并缉凶惩治”等语。奉圣人王君也现晋江县呈诉:“丰乐人苏文、苏元、苏香,靠伊财势,串通衙门,欺压良善”等语。那时西佛武荣、长寿两乡乡绅邀同附近十余乡长相议,以事件不宜扩大,因同往丰乐,拟请有关人等商讨息事,虽被丰乐人拒绝,后也没有任何动静,事遂于无形中平息。越年三月间,苏香因病身亡,于是苏文藉此向南安县呈诉:以“苏香重伤病发,乃告身亡,乞缉凶赔命”为辞。如此,事涉命案了。南安县的批辞:“苏香伤发身亡,一时未请本知事相验尸体,事属难凭,容候查实。”奉圣王君也呈诉晋江县“苏香非伤致,系染病身亡,请严办苏文诬告等罪。”晋江县的批语:“候会同南安县查明事实办理。”由此,双方互相控告很久,终归徒然。因上控府、道至按司,仍无结果。

嘉庆二十年(1815年)二月行大赦令,原被告的命案也予以撤销,该案至此,已有16年之久,银钱所费殊多,各也无心是事,后又有东佛富春乡绅士请同西佛武荣、长寿两乡绅董,再出调解,仍被拒绝。延至1945年,桃源乡傅维杰偕乡长及糖房乡黄清风偕乡长,洪濑镇树德境乡长陈清培也请社坛、金溪、后田、楼下、顶堡、琉塘诸乡长,一齐向双方一再提出调解,这时双方以事经百多年,诸调解人为了息事且很诚意而来,以此,从诸调解人的意见,由奉圣赔丰乐佛轿、旗鼓、富春彩旗、鼓乐等件,另由诸调解人筹募款项若干(数目不明)送苏家亲属为前苏香丧葬费。这一调解,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并呈晋江南安两县备案息事,总看这一斗案从开端至结束计147年。



录三:


民国卅四年(1945年)农历七月十八日,为本市奏魁境(西佛)“普度”。有水仙境(东佛)数个青年在涂门街胭脂巷口(属奏魁境界)围殴奏魁一个菜贩,当时暂告无事。到八月初五日,适水仙境正在普度,奏魁境的封建头子葛笃庆(时为安盛兴牛灶老板,又名宰牛庆)纠集一些流氓无赖,乘机欲报复前水仙境人殴打菜贩之仇,即于是夜指使流氓郭坎、黄绳武、许虾、黄钱、蔡实基等二十多人,各怀刺刀、手枪,一面在各交界处的巷口街边放哨;一面派许虾、蔡实基二人潜伏在水仙境井巷口(在新门街)鼎丰药行店口,伺机发作,刺死水仙人。讵料当夜适有执节(东帮)人王清桂(系当时正平印字馆经理王庆和从弟,该印刷馆工友)途经该处,而当时奏魁蔡、许二人,误为水仙境负责人,遂抽出刺刀向王清桂的右颈部刺入,深寸余,王一时鲜血淋漓,大喊“救命”,幸其身体较为魁梧,尚能勉强拖命奔逃入井巷口转由金鱼巷、直至镇抚巷口“祝三医院”求诊,但因伤势较重,敷药后尚是鲜血直流不止,再又拖命回正平印字馆,抵门口因血流过多,不支昏倒而毙命。

谁知“曾参杀人,曾子受谗”,当王清桂被刺后逃向井巷尾转入金鱼巷时,突遇一个惠安籍的木匠和他碰头,而将血水溅上木匠衣上。当此案发生后,晋江县警察局(在庄府巷口)局长林健康、刑警队长陈怀吾,亲自出马前往出事地点检验“侦查”,而当时刑警队长陈怀吾、刑警组长陈庚(两人系叔侄),属西佛奉圣境人,事前已知奏魁欲杀水仙人之事,因而暗中庇护凶手,忽闻有一个木匠,是夜混身染血,即不分皂白,将这木匠抓来吊打滥刑,而木匠始终不予供认。而二陈又暗中通知蔡、许二凶手逃避他处(当时逃往台湾,待案结后方回泉州)。

此案发生后,水仙与执节二境,亦侦知原为奏魁欲杀水仙人而误杀王清桂,遂将此阴谋向死者之兄王庆和说明,王庆和立即将这冤情,向其义父黄克绳哭诉(黄时任晋江县参议会议长)。黄即通知警察局长林健康、刑警队长陈怀吾二人,应该主持公道,缉拿凶手,可是杀人凶手早已逃之夭夭,仅能从当时主谋者葛笃庆下手,而这时黄克绳、陈怀吾与王庆和均认为这是“发财”大好机会,但葛笃庆的老婆马燕燕又与黄克绳的姨太太绢舍又是结拜姐妹,算来也有亲戚的瓜葛,因此主谋杀人犯与死者家属均提出由黄克绳主意处置,黄克绳乃与王庆和、陈怀吾相议,以追索赔偿人命款而假公济私的平分秋色办法:①由葛笃庆独付赤金三十两。②由陈怀吾对奏魁等西佛施加压力,令其统筹赤金一百二十两,合计一百五十两。结果葛笃庆西佛各境,惧怕恶势力,均如数交款。然此等款项,虽名为欲作为赔偿死者人命案,实为黄、陈、王三人分赃款,其中王庆和得五十两,黄克绳、陈怀吾各得五十两。一场人命官司,到此草草了结,吃亏者还是无辜牺牲的王清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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