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潮拥挤你别迷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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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1-16 03: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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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篇推送放在了2018年。新的一年,或许会因为是新的一年而不一样。新年新气象。

       2018年推送,也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查阅文献,和同学激烈沟通,碰撞出些许思维的火花,甚至让这篇推送,看上去有文化。

       从标题也能推测出我的基本看法。我知道,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观点并不讨喜,不会说什么“要是死的是我女儿,我管他妈的法律,我会杀死凶手”这种亢奋的言论。但是不妨,冷静地试看我的分析。

 

       事情回到2016年,江歌遇害,闺蜜门内,闺蜜前男友门外。一道门隔着生死,也隔离着大众和法学生对此事的看法。

       让我们先用奥卡姆剃刀:如无需要,勿增实体。

 

       (因为不了解日本刑法制度,所有的假设均在我国刑法体制下进行,谢谢谅解)

       ①假设:甲非法剥夺乙的生命。量刑:最低三年,最高死刑。根据我国刑法232条的规定。

       因为这个案例过分简单,我们不能得出甲必须判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结论。那么,接下来,我们增设条件。

       ②假设:甲受到乙长期迫害而激动之下杀了乙。量刑:情节较轻,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会这么认为:甲这么做是被逼无奈,有种逼上梁山的意味。那么从法律的角度:甲的人身危险性程度较低,犯罪动机并不恶劣;乙有过失,甲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也不高。

       ③假设:甲用钉枪杀死了乙。量刑:从重。我们会想,天哪,好可怕,甲他妈有病吧。因为甲的杀人手段极为残忍。

       三个案例,在假设上是在案例①的基础上正向(+)创设条件和负向(-)创设条件。我们很容易得出甲在量刑上应当从重或是从轻的结论,按照我们的常识,根据我们的直觉或者说,情感。

 

       但是现实中的真实案例并没那么简单,条件的增设可能是正向的,或许是负向的。结合《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一书(没办法,老师的影响潜移默化),接下来,我们根据中国真实案例试做判断。

 

       案例 甲无证醉酒驾车,撞人后开车肇事逃逸,逃逸过程中逆行又撞人,最后被制服。后经抢救,四死一伤。伤者是重伤。

       关键词:无证驾车、醉酒驾车、肇事逃逸、逆行、一人重伤、四人死亡。

 

       为了能给大家直观的印象,说说重伤是什么概念:(一)使人肢体残废或者毁人容貌的;(二)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者其他器官机能的;(三)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重伤是指使人肢体残废、毁人容貌、丧失听觉、丧失视觉、丧失其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损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5条,大家可以搜索《人体重伤鉴定标准》,骨折不全是重伤,《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中做了详细认定标准的说明)

 

       一审判决:死刑(据说是立即执行,但是网上只搜到二审判决书,我不乱写)

       是不是觉得大快人心、死有余辜?

 

       那下面我们增设条件:甲依然无证醉酒驾车,撞人后开车肇事逃逸,逃逸过程中逆行又撞人,最后被制服。后经抢救,四死一伤。伤者是重伤。

       但是,甲实际上善良有爱心,多年无名捐助多位生活贫困的孩童上学;甲的父亲在甲犯罪后声泪俱下,砸锅卖铁给被害者家属赔偿,还被查出是癌症中晚期。

 

       当然,当时媒体的报道更加绘声绘色,看着我写下的苍白文字,或许大家并不会为之感动。但是在当时,舆论悄然转变了:大家开始觉得,甲不该死。甲的处境也令人同情,甲的父亲的状况,更是令人痛心。

 

       最后,甲改判无期徒刑。这是四川孙伟铭案。


      (大家可以看看,我不敢瞎放链接)

       当然了,一些法学大牛认为他一审本不该被判死刑,在这里为了简明扼要并且能表述我的观点,就不赘述这些。

 

       所以我的观点是什么?在中国,舆论会影响司法审判,并且影响力度和强度很大。所以现实中有诸多同罪异罚的案例。就比如:张金柱案,刘涌案,于欢案,我爸是李刚案,赛家鑫案(李昌奎案),邓玉娇案,三鹿毒奶粉案等等。这些案例,给我一种“以众人狂欢的方式看一个人死刑”的感觉,或者是“以众人狂欢的方式看一个人减刑/免刑”的感觉。

 

       或许这是民意的胜利,但这绝非是法律人(如果我也能算作一个法律人的话)的希冀。

       因为法律和道德,它们不一样。道德多是依据人们主流的、内心的真实想法和判断,更多是感性的表现;但是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义,更多是理性的表征。说白了就一句话,司法审判跟你的判断不一样,太正常了。那凭什么听你的?你大法大?

 

        重返江歌案。

 

        当初跟家人通话,说起刘鑫,他们嗤之以鼻:那个渣女。那刻我的心颤抖了一下,我想我理解他们的想法,但我不抱希望他们可以理解我的看法。

       我说:

       如果某一天,我的朋友做了这样的事,我死了,你们不要太责怪她。

       如果某一天,我做了这样的事,朋友死了,我愿意接受所有的辱骂。

       因为在生死面前,我们都不是壮士,不是勇士,也不想成为烈士。那一刻人性的软弱,或者这也不能称作“软弱”,而是那一刻人性的特点,让我们选择贪生怕死、苟且偷生。

       所以,如果在我的面前,那扇门关了,我不会怨她。她没有可非难之处,她只是渴望好好地活着。她不关门那么我们两人都会死的。

       换换角度,如果我把门关了,是因为我想好好活着。我不关门那么我们两人都会死的。但是,朋友的亲人,朋友的父母,朋友的朋友,都会沉浸在悲痛中,他们怨我、骂我、打我,我都会承受。没有人会在生死面前无比冷静;也没有人会在生死面前无比坚强。

 

       下面引入一则刑法案例:

 

       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遭遇歹徒,歹徒想强奸她,姑娘跑了,跑了很远,回不了家了,就进了一家农舍,农舍的老太太问姑娘出了什么事,姑娘告诉了老太太,老太太让她住在农舍。半夜,老太太的儿子回家了,居然,他就是歹徒!得知姑娘在自己家里,就想了结了这姑娘。结果姑娘半夜失眠,听见了他们的对话。姑娘和老太太的女儿睡在一起,老太太告诉歹徒:那姑娘睡在里面,你妹妹睡在外面。歹徒拿了柴刀,黑暗中手起刀落,结果姑娘和妹妹互换位置,歹徒杀害了妹妹

 

        [问题]如何评价姑娘故换位置的行为?

        根据德日三阶层的观点:这个行为是无罪的。这位姑娘具有行为能力,挪置的行为是可遣责的,但是没有期待可能性。行为人面临极端的形势,行为人的挪置行为是在此情况下唯一可有的选择,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任何人都会做出类似的行为。

 

        真实案例:四川宜宾杀人案,章英启。(我没能搜到判决结果,大概是新闻特别注重时效的关系,所以当一个案件没人关心,那么它的热度就会褪去,于是就不再有后续。)

 

       Klar?很简单地论述了我的想法。

 

        在判决结果公布那一晚,又和家人打电话。他们的感觉是“很失望”,并且问我,如果在中国,是不是会判死刑。我说我觉得会,但末了又说,“如果日本判决死刑的话,我会很失望”。


        但我不敢公开说这话,不敢发声,怕被骂死吧。如果发在微博上,大概众网友会说,

       或者,你又没孩子又没死过孩子站着说话不腰疼,敲里吗。

       那我岂不是,


       不过说实话,看微博上的评论,我是真很生气很生气。一是生气大家不理解法律,二是生气大家不尊重法律。多少次了,民意舆论凌驾在法律之上,多少次了,舆论预先审判、干预司法?很绝望了。

 

       为什么一年后到才依法判决?程序,程序!调查取证,没那么快。

 

       不判死刑,就是司法不公。……罪刑相适应啊,别这么天真好吗。我还觉得有些案子判了死刑才是不公呢。

 

       同样杀死一个人,在别的国家判了48年监禁,在日本怎么就是20年?喂……柿子和番茄颜色一样性质也一样嘛?美国还可以判1050年监禁噢,中国怎么来个无期+表现良好就有机会减刑成有期了?我们得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呐。

 

 

       记得在微博上看见过一句话,大意是“常人对陈世峰没有判处死刑不理解很正常,就像清朝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现在没有凌迟一样”。

 

       此言得之。

       但是,现在判决就摆在那里,大家能不能理解一下?还是指望20年后引渡回来再判?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国际法上有两类人是很难引渡的:第一,政治犯(政治犯不引渡是各国公认的);第二,可能判决死刑的罪犯(在废除死刑的国家,经常会有死刑不引渡原则,日本虽未废除,但是适用死刑十分审慎)。于是,引渡回来最多也就加刑+++。

       噢还有,现在中日之间没有引渡条约。或许多年后就会有。

       那么,有人会问了,中缅不是有引渡条约的吗,既然判决死刑的很难引渡,糯康怎么就死了啊?

       开始我也很好奇啊。于是知乎了一下(科学性和可信度存疑,仅供参考),中缅之间的引渡条约是不反对死刑的。据说,不能判决死刑是废除死刑的国家对存在死刑的国家的一种设限。

       好像是这个道理。

       那么如果两方都有死刑,并且赞成引渡可以适用死刑的话......好像没理由抗议啊。

 

       当众人被情绪支配觉得自己才是正义女神的时候,恰恰是不正义的开端。

 

       想起三鹿奶粉案件。这是一个,让我感觉“司法判决怎么这么资本主义”的案子,但后来一问美国法学的大佬,他们觉得“这判决怎么这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后想来,噢!是我轻视了资本主义。


       我很喜欢这篇浙大教授的论文,对三鹿案特别细致和用心地分析。如果大家想看,可以知网搜搜。

 

       我想我对江歌案的看法到此为止。

       我对刘鑫的人品不发表意见,对她的报警录音和多次改变证词也不发表意见,因为与我的主要观点无关,但是我想我理解她的做法。我说“我想我理解”,是因为我没有真实经历,就像我不会胡说乱说“我理解你的痛苦”一样。这种做法不应当受到这么残忍地指责,当然,我不反对站在道义上对她行为的指责。但是在法律上,她的行为没有可谴责性。

       谈谈我对死刑的看法。简单地说,杀人偿命并非天经地义。社会进步了,时代在召唤了。我觉得,日本的法律制度挺完善的。对死刑的适用慎之又慎,值得借鉴。

 

       米兰达事件,辛普森案,都是法律和道德相悖的例子。法律有时候“无可奈何”,恰恰是法律正义公平的体现。法律并不能保护所有善良的人,也不能惩罚所有邪恶的人。这是事实,是事实的法律,也是法律的事实。

 

 

       我记得2016年,参加复旦面试,教授问对我国保留死刑的看法。我说,我国长期存在着“杀人偿命”的观念,死刑在我国有存在的必要性,我赞同死刑。教授当时一笑。

       我记得2017年,呼格案、聂树斌案看到泪流满面,觉得死刑的存在是极其残忍的。直到大二,看了邱兴隆教授的废除死刑论,虽然不是完全赞同,但觉得死刑是该逐步废除了。

       那么,我想我是支持废除死刑的。

       也有听说,日本一著名律师主张废除死刑,但当他的妻子被杀害后,他极力要求判处凶手死刑。

       现在我所写下的,是多么理想化啊。果然又年轻又天真呐。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一刻的年轻,是我写下这些的勇气。

       那么希望10年后、20年后、N年后,我仍可以不忘初心。

 

邱兴隆教授的论文推荐:

? 《撩开刑罚的面纱——刑罚功能论》,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第56-59页。

? 《从信仰到人权——死刑废止论的起源》,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5期,第10-19页。

? 《死刑的德行》,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第51-54页。

? 《国际人权与死刑——以国际人权法为线索的分析兼及中国的应对》,载《现代法学》,2001年4月第23卷第2期,第63-72页。

? 《从复仇到该当——报应刑的生命路程》,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第83-91页。

? 《报应刑的价值悖论——以社会秩序、正义与个人自由为视角》,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21-30页。

? 《威慑刑的理性反思》,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1期,第108-117页。

 

       其实邱教授写了很多很多,以上仅仅是我看过的几篇(超棒,疯狂打call),惭愧惭愧。邱教授是鬼才,真鬼才。

 

       有关司法审判的电影?看的不多,推荐《看不见的客人》。

 

       还有一篇精致的推文~

       《为了对抗怪物,我们必须变成怪物?》出自别处World


       我觉得,一个正直的律师愿意做减刑的辩护(比如死刑辩无期),倒不真因为他收了好多钱,而是的确有可以减刑的理由。或者既有理由又收了好多好多钱。

 

       虽然每次法学生考着专业期末考试会笑着吐槽自己又造法了又行使紧急立法权了,但有的时候会很难过。

       与其说是难过,不如说这是一种无奈吧。无奈自己的价值观被法学框架塑造起来,与主流格格不入,当众人觉得某人罪不容诛,但法学生看来甚至可以减刑,减好多好多刑。

       从大一学法说“我要为了正义”,最后还不是屈服于社会的压力。从刚开始有好多好多幻想,到最后只想“算了让我过了司考叭”。

       有时候想到这些会很心惊。觉得甚至是自己被扭曲了,而不是世界被扭曲了。但可能社会和自己都被扭曲了。但就像是一个莫比乌斯环,大家都绕不出来。

       最后就是,得了得了,双方妥协了。

       

 

       差不多了。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疯狂diss了。以及,我承认我的年轻幼稚不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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