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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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1-11 05: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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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在对中国华南地区福建和广东的宗族与村落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继嗣(agnatic)和地方小区的重叠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也已经发现,特别在中部的省份。”【英】莫里斯·弗里德曼著,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同福建和广东一样,地处中国中部山区的徽州乡村,宗族和村落也呈现出彼此重叠的格局。“大抵新安皆聚族而居,巨室望族远者千余年,近者犹数百年,虽子孙蕃衍至一二千丁,咸有名分以相维,秩然而不容紊。”嘉庆《桂溪项氏族谱》卷二十一《风俗·龙章公梓里遗闻五则》,清嘉庆十七年刻本。正如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所云:“吾邑万山中,风俗最近古;村墟霭相望,往往聚族处。”嘉庆《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二十二《文翰·同老会诗》,清嘉庆十年家刻本。在聚族而居的徽州村落,宗族和村庄往往呈现出重叠的特征,宗族的族规家法通常与村庄的村规民约相重叠。也就是说,大姓宗族聚居的单姓村庄,由宗族族长和族中精英所制定的管理与约束同姓宗族成员的族规家法,事实上也具有管理和约束同姓村民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明清徽州的族规家法也具有村规民约的性质。

在大姓聚居的徽州村庄,宗族族长和乡绅等精英群体,不仅致力于宗族组织内部的整合与建设,宣扬儒家的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哲学和政治理念,而且致力于村庄的整合与治理。在不断编修宗族谱牒强化宗族内部管理的同时,明清徽州宗族聚居村落特别是单一大姓宗族聚居村落的精英们,还积极开展村志的编修与撰写活动。在徽州西部山区的祁门县程氏宗族聚居村善和,自宋代以迄清末,曾先后九次编修族谱,其中仅保留至今的该族仁山门族谱尚有明嘉靖、崇祯与清康熙、乾隆、嘉庆和光绪年间编纂的六种族谱。自明弘治以来,善和程氏宗族还曾三次进行村志的编修工作,目前留存下来的村志有清康熙与光绪两种版本。聚族而居的宗族在村庄建设、管理和环境整治等各个方面,采取族规家法和宗族公约的方式,在尊祖敬宗收族的名义下,对村庄和宗族行使治理权。作为村规民约的一种特殊形式和重要构成,族规家法和宗族公约广泛地存在于明清徽州的乡村社会之中。



明清徽 州族规家法选编



· 壹 ·


谁念西风独自凉,

萧萧黄叶闭疏窗,

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

赌书消得泼茶香,

当时只道是寻常。

 
 


在长期的历史和社会实践中,徽州各大宗族逐渐形成和发展了一整套包括祖训、家训、庭训、家规、族规、祠规、家法、公约、条例乃至族谱编纂凡例即谱规在内的族规家法。这种以民间成文法形式出现和存在的族规家法,对徽州大姓聚居村庄中具有血缘关系的同姓宗族成员具有极强的约束力。所谓“规约者,约同堂之人也” 雍正《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四《家训·敦睦堂家规引》,清雍正九年校补刻本。,有些族规家法甚至经过当地官府暨官员的钤印颁发,成为得到政权认可的规范,族规家法亦因此成为国家法和地方行政法规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延伸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日]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译:《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族规家法是徽州宗族履行族权的一个重要手段,其内容涉及宗族内部等级秩序、财产管理、祖先祭祀等礼仪、子弟教育、完纳赋税、婚姻继嗣、禁赌戒讼和奖赏惩罚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宗族聚居村落中管理族人和村民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行为的一部综合性民间法典。族规家法的名称和形式也复杂多样,其中既有置于谱牒之中的各类族规、家规、家法、祠规、祖训、家训、规约和条例等,也有单独颁行的各种宗族规条和家典等,甚至还有纂修和颁发管理族谱的各种义例、谱规。这种丰富多彩的族规家法在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和平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为村规民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清徽州宗族的族规家法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举凡族规、家规、家法、家训、家典、祠规、祠训、堂约、规条、墓规等名目纷杂的族规家法,在聚族而居的明清徽州乡村社会,严格来说,都应属于村规民约的范畴,更何况不少族规家法还将明太祖《圣谕六条》中的“和睦乡里”作为重要的内容而告诫族众呢?万历婺源江湾的《萧江全谱》在其《祠规》中就特别要求族中子孙“和睦乡里”,“无分异姓同姓,与我同处,田土相连,守望相依,各宜谦和敬让,喜庆相贺,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持,彼此协和,略无顾忌。不可因著小忿闲气宿怨,挟谋交相启衅,亡身破家。虽佃仆佣赁之人,亦必一体待之。”万历《萧江全谱》仁集卷一《祠规》,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




· 贰 ·


  1. 既然族规家法是在“尊国法”的前提下制定和执行的,那么,一旦族中子弟违犯国法时,便会遭到家法和国法的双重严惩。明万历《休宁范氏族谱》的《林塘宗规》对违反“圣谕”的族众,即采取先家法、后国法处置的原则,规定:“今后,但有子弟不遵圣谕,经犯过恶,各房长指事詈责之;不改,鸣于该门尊长,再三训戒之。又不改,于新正谒祖日,鸣于宗祠,声罪黜之。罪重者,仍行呈治。”万历《休宁范氏族谱·林塘宗规》,明万历三十三年补刻本。万历休宁《商山吴氏宗法规条》对有关族内成员犯罪行为,同样规定了先家法处置、后国法惩处的原则,云:“族中或有一等棍徒,名为轿扛,引诱各家骄纵败子酗酒、习优、宿娼、赌博,不顾俯仰,必致倾家破产丧身而后已。此等恶俗犹为可恨,宗正、副约会族长,呈官惩治。”“圣谕四[六]言至大至要,木铎以狥道路,妇畯亦当禀持。即有至愚至鲁之辈,纵难事事孝顺,亦岂可作忤逆?虽难事事尊敬,亦岂可肆侵侮?虽难事事和睦,亦岂可日寻争斗?虽难事事尽善,亦岂可甘为奸盗诈伪?致庭内有被捶之老人,门前有尊拳之鸡肋,道途有冤号之负贩,淫溺有家鸡、野鹜之喻、当炉倚门之渐。以若所为,上玷祖德,辱及门风,贻诮路人。彼顽恬不知怪,为之族长、宗正者,宁无觍颜乎?今后有此辈,初当理谕之;不改,鸣鼓攻之;不改,合族赴公廷首治之,不贷。”万历《商山吴氏宗法规条》,明钞本。而万历休宁《城北周氏宗谱》也于《宗规》中规定:“吾族贤否不一,或有等不肖子孙游手好闲,不务生理,不遵圣谕,撒泼抵触父母,殴骂尊长,天理不容,致使衣食不给,贻玷先人,莫大之祸。倘有如此者,本房访出,鸣于宗祠,责罚警戒。教而不悛者,族长告官治罪。”万历《重修城北周氏本宗谱》卷九《宗祠规约》,明万历刻本。光绪休宁《葆和堂冠昏丧祭及扫墓差遣各仆条规》就严格要求堂下各仆,遵守国法,云:“朝廷号令甚严,于斗牌、打降、赌博、盗贼四事,法在必究,更觉凛然。尔等小心安分,庶可以保身家。设有犯此四事者,鸣官究治。”光绪《葆和堂需役给工食定例·葆和堂冠昏丧祭及扫墓差遣各仆条规》,清抄本。宣统绩溪《泉塘葛氏宗谱》在《祠规》中,对既犯家法、又犯国法的忤逆不孝之辈,规定了严厉的加惩处条款,“派丁败类,忤逆不孝,法所不容。抑或愚夫愚妇偶因口角不侍不养,发觉,即用草索缚,牵入祠内,律以家法,惩予重责。如怙恶不悛,或忤逆大甚,送官惩治,生死勿许入祠。”宣统《泉塘葛氏宗谱》卷末《祠规》,清宣统三年木活字本。



· 叁 ·


在明清徽州的族规家法中,我们还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触犯国法或受过国法惩治的宗族成员,往往还要受到家法的惩治。这一现象说明,家法和国法是互相配合的。当家法处治不了时,执行家法者会要求呈官究治;而明显违犯国法者,则肯定会由家法再加以补充处罚。康熙祁门善和村《程氏仁山门支谱》即对违犯国法“十恶”及弃卖祖墓、盗鬻族谱的宗族成员予以追加处罚,规定:“犯十恶及弃卖祖墓、盗鬻族谱者,众议黜之示戒。”康熙《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凡例》,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绩溪仙石《周氏宗谱》在《凡例》中明确对触犯国法与家法者,采取了削除族籍、不入族谱的惩罚,“男子犯刑戮非冤,及犯家法革逐与为僧道、出继异姓者,世不书名。”宣统《仙石周氏宗谱》卷二《凡例》,清宣统三年善述堂木活字本。该宗谱的《家法》部分专门罗列了触犯刑法族众由《家法》处以“男女逐出永不归宗”的几种情况,它们分别是“子孙悖逆其祖、父母,祖、父母生前维祠堂照家法屡戒不悛,使其祖、父母含恨以死,罪无可解者。凶恶莫制,欲伤害人命者。淫秽逆伦,丑迹明确,合族共见无疑者。”其具体的处罚措施是,“以上由合族族长、宗长、长房公同告祖,具书犯家法之男女名字于板,钉于祠门边。其人生不得入族居住,死不得进主,不得上谱。”宣统《仙石周氏宗谱》卷一《家法》,清宣统三年善述堂木活字本。光绪绩溪北门张氏宗族规定:“逆子乱伦、变祠产、违祖制及凡为娼优之属,生不修谱,死不入庙。明其不善,承人后不足为人祖也。”光绪《绩邑北门张氏宗谱》卷首《凡例》,清光绪十二年刻本。明清时期徽州的族规家法就是这样,时刻体现和贯穿着与国家法精神相一致的宗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补充和延伸国家法的作用。



· 肆 ·


明清徽州族规家法体现“尊国法”的又一表现形式,即是动员和约束宗族成员及时完纳国家征收的赋税和佥派的差役,免致遭受国法的惩处。在明清徽州大部分族规家法中,“输赋税”、“早完纳”和“赋役当供”等规条几乎成为不可或缺的条款。明万历休宁《城北周氏宗谱》之《宗规》将“输赋税”当成“国家重务”,要求族人“有丁当差,有田纳粮,任土作贡,亦籍少伸报国勤劳王事之意也。今之条编事例,依期完纳,免累身家,乃为良民也。吾族子姓,或同甲朋户,若秉公均派,则上不紊官府,下不贻累一人,方为尚义人家也。勉之,勉之”万历《重修城北周氏本宗谱》卷九《宗祠规约》,明万历刻本。。万历婺源江湾《萧江全谱》在《祠规》中,要求族中子弟“时供赋。有田有租,有丁有役,岂得贻累里排,致重烦官府、宗祠?江光裕户一应粮差,祠正、副要行依期解纳,其各户毋论贫富,各宜体悉”万历《萧江全谱》仁集卷一《祠规》,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万历休宁范氏宗族的《统宗祠规》则对族众及时完纳和承担赋役,也有着教化式的劝导,云“赋役当供:以下事上,古今通谊。赋税、力役之征,国家法度所系。若拖欠钱粮,躲避差徭,便是不良的百姓。连累里长,恼烦官府,追呼问罪,甚至枷号,身家被亏,玷辱父母。又准不得事,仍要赋役完官,是何算计?故勤业之人,将一年本等差粮,先要办纳明白,讨经守印押,收票存证,上不欠官钱,何等自在?亦良民职分所当尽者”万历《休宁范氏族谱·统宗祠规》,明万历三十三年补刻本。。清康熙黟县《横冈胡氏支谱》则于《家规》中,独辟“急赋税”条款,并将其视之为是“忠君爱己之要务”,云:“惟正之供,上取乎下,下供乎上,分固应尔也。苟三时不害而时和年丰,其于税也,又何损于民之膏脂矣乎?然而今之人视催科无与乎己事,而任意拖延,恣情网利,致累图役责比之不堪者,诚足悯也。今我族中赋税,惟期日增而务要及时以完公事,庶几上无负于朝廷官长,下不累乎胥役。问之于心,不诚忠君爱己之要务乎?则急赋税之为急也。”康熙《横冈胡氏支谱》卷下《家规》,清康熙四十三年刻本。雍正休宁《茗洲吴氏家典》也一再告诫族人及时完纳赋税、勿作顽民:“朝廷国课,小民输纳,分所当然。凡众户、己户每年正供、杂项,当预为筹划,及时上官,毋作顽民,致取追呼。亦不得故意拖延,希冀朝廷蠲免意外之恩。”雍正《茗洲吴氏家典》卷一《家规》,清雍正十三年紫阳书院刻本。民国祁门平阳汪氏宗族则在《家规》中甚至引用谚语和钱鹤滩言论,来告诫族人遵守国法,及时完纳国课,“三限两税,国有常典。需办官税,先期输纳。即或年荒岁歉,亦要设法,以杜官债。盖钱粮分毫为重,谚云:‘若要宽,先了官;完了粮,盖了墙,门前犬吠莫惊慌。’切不可拖欠,至差拘比较,有碍脸面也。”在该条家规之后,还专门附有钱鹤滩关于完纳国税的议论,云:“以下事上,古今通义。赋税之征,国家法度所系。若拖欠钱粮,便非良民。故国课早完,何等自在?亦为义务所当尽者。”民国《平阳汪氏宗谱》卷一《家规》,民国十八年裕源堂刻本。民国婺源《济阳江氏统宗谱》在《江氏家训》中引录陆游之诗,敦促族人安分守法、早完国课,“国家惟正之供,自有定制,例分上、下二忙,投柜完纳。吾族当安分守法,国课早完。陆放翁诗云:‘最喜先期官赋足,经年无吏叩柴荆’。此老成练达之言也。”民国《济阳江氏统宗谱》卷一《纪述三·江氏家训》,民国八年刻本。



· 伍 ·


杪秋霜露重,

晨起行幽谷。
黄叶覆溪桥,

荒村唯古木。
寒花疏寂历,

幽泉微断续。
机心久已忘,

何事惊麋鹿。


总而言之,作为村规民约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明清徽州的族规家法始终是在“尊国法”的前提下制定和执行的。因此,最能体现族规家法“尊国法”精神的便是对触犯国法的宗族成员给予累加处治,并在国家赋役征派方面予以支持和配合。“赋役当供”、“早完赋税”等族规家法条款的制定和实施,是对族规家法“尊国法”、为封建国家政权提供经济支撑的最集中反映。

在宗族内部成员的财产关系上,明清的徽州宗族大多也是以族规的形式加以制约和调整,其基本立法精神是维护宗族统治的物质基础。作为主要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田宅山场,徽州宗族在严格遵守国家法及传统习惯法的基础上,确立了包括族产、祖坟(墓)、祠产、祭(祀)田等宗族公有财产不得买卖侵犯,以及田宅买卖遵循宗族亲邻优先购买的原则。万历祁门清溪郑氏宗族专门订有《祖训》云:“子孙贫难,至鬻基产者,势不能禁。惟承祖众存门面、厅堂、祠屋、庄基、仆舍、墓山、祀产不许变卖。祖有明文,节有戒约。违者,准不孝论。外人谋买,虽富强,众共告官取复。”万历《祁门清溪郑氏家乘》卷四《规训》,明万历十一年刻本。徽州宗族祭田等公产不得买卖的思想,直接来源于朱熹《文公家礼》的规定,“置祭田。初立祠堂,则计见田,每龛取其二十之一,以为祭田,亲尽则以为墓田,后凡正位祔者,皆仿此,宗子主之,以给祭用。上世初未置田,则合墓下子孙之田,计数而割之,皆立约闻官,不得典卖。”朱熹:《家礼》卷一《通礼·祠堂》,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素以朱熹理学和《文公家礼》为圭臬的徽州地区,其祭(祀)田产在明清时期严格禁止盗买盗卖。对此,明清徽州地区的族规家法大都有着明确的规定。明万历休宁《重修城北周氏宗谱》在其《宗祠规约》中严格规定坟山、祭产禁止侵葬盗卖,云:“凡各处佥业坟山及乐取田地,登入《祭产簿》。其苗利以作祭费,本姓子孙毋得侵葬盗卖。或外姓谋买,会同各支通知族长,执令改正。不服,告官惩治。”万历《重修城北周氏本宗谱》卷七《宗祠规约》,明万历刻本。万历婺源江湾村《萧江全谱》的《祠规》明确指出:“守祀田。祀田为祭品之资,各处祀田,支下子孙务宜勤加照管。其田租自置祭品外,有余赢,增置附近膏腴,以广孝思,毋许子孙侵克私鬻,重取罪罚。”万历《萧江全谱》仁集卷一《祠规》,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康熙黟县《横冈胡氏支谱》于《壮卿公老家规》中对祠内祭田及各处山场庄业不仅严格禁止买卖,而且对违规买卖者进行极其严厉的处罚,规定:“祠内祭田及各处山场庄业,俱系祖宗创遗,务期永远遵守。若私行鬻卖,则破坏体面,滋生衅端,开罪祖宗多矣。违者,立令赎回,仍削其谱名,永不许入祠。”康熙《横冈胡氏支谱》卷下《壮卿公老家规》,清康熙四十三年刻本。雍正休宁江村洪氏宗族也一再谆谆告诫族人:“后世子孙,即有公用急需,勿得妄动祀田。如弃田,是绝祖宗血食也。”雍正《江村洪氏宗谱》卷十四《宗祠祀田记》,清雍正八年刻本。可见,祭祀田产作为祖宗血食的主要经济来源,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其买卖是受到严格禁止的。




· 陆 ·


荒戍落黄叶,

浩然离故关。
高风汉阳渡,

初日郢门山。
江上几人在,

天涯孤棹还。
何当重相见,

樽酒慰离颜。


在收集和整理明清徽州族规家法资料的过程中,我先后得到了来自国内外学界同仁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日本熊本大学文学部伊藤正彦副教授从日本全本复制赠送了万历《茗州吴氏家记》手写本,使我得以将其中的《家典》完整地收录进《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之中。中国台湾族谱收藏和研究专家、万万斋藏书楼主人廖庆六先生,无偿地将自己收藏的包括清代稿本《歙西岩寺镇闵氏家谱》等5部徽州族谱让我拍照复制。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安徽史学》主编陈瑞博士慷慨地将其于南京图书馆和安徽省图书馆抄录的万余字明清徽州族规家法资料全部拷贝于我,使我在后来校对时,免去了许多抄录之苦。课题组成员张小坡博士,不仅亲自陪同和协助我在上海图书馆查阅明清徽州族谱,而且还把他多年拍摄积累的明清徽州族谱资料悉数馈赠于我。在此,谨向以上诸位同仁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也许本书的编纂还要延续很长时间。

特别感谢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上海图书馆家谱阅览室、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以及安徽大学研究中心资料室等徽州族谱收藏单位!正是这些机构丰富的徽州族谱收藏和管理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才使得本项目能够得以顺利地完成。

安徽省文史馆馆长、安徽大学原党委书记黄德宽教授于百忙中惠赐墨宝,为本书题写书名,使本书增色生辉。在此,谨向他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在本项目进行期间,为支持我的工作,内人戴胜芳承担了几乎全部家务。她的默默奉献,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我愿在此特别向她道一声“谢谢”!

最后,还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韩开元先生!为将本书列入该社出版计划,他不辞劳苦,多次在黄山书社和安徽大学之间来回奔波,最终促成了本书的顺利出版。

这部《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选录的徽州族规家法,还不是十分完善,其内容所分布的区域也不尽平衡。所有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加以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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