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何会不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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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1-16 06: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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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毛泽东(左二)和朱德(左一)在延安机场检阅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120师359旅


文 | 黄金生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7月下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在不断地发展壮大。抗战前,中共在陕北有红军9万,南方红军游击队有1万上下,但到1944年底,周恩来说:“中共已拥有正规军五十七万,民兵二百万,几已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目。”并且,中共又在敌后建立了591个县政权,“几已达国民党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县的百分之八十二”。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统计,战后“中共已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这自然没能让蒋介石在1937年七、八月间庐山举办的暑期训练班上提出要“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目的得逞,而且使得中共有了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能力。


中共所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战中曾面临着极其恶劣的环境,但是,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步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扩军”是硬道理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就意识到发展壮大军队这一“硬道理”,只有自身力量的强大,才能提高威慑力。而蒋介石对中共的政策是“宽给其经济”,“严限其军额”。他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的番号,并根据协议对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这些军饷对于刚到陕北不足一年的红军来说,的确非常关键。但中共也意识到,军队绝不能限制在蒋所给定的数量上,所以就需要放手发动群众,扩大征集给养,扩充军队。


中共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在1937年底开创之初,各种人员加在一起不过3000人。当时同志们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聂荣臻表示:“为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给予敌人更大的打击,最关键的是必须要更多的武装力量。”当时,北自雁门关,南至风陵渡,西起吕梁山脉,东至平汉铁路,均有八路军的部队在发动民众,扩充武装。到1945年,晋察冀已发展到有正规军32万余人,民兵90余万人。


1938年8月,平汉线伪乡防队1800人全副武装反正,受到晋察冀边区人民欢迎


抗战初期,八路军抓住时机大量扩军,动员号召群众,取得了显著成效。八路军原有的3个师很快得到了充实,新建部队的数量更是成倍地增长。作为中共指挥抗战的总后方,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战打响后,各部队派出大批指战员深入各县城镇、乡村,宣传抗日,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由于战争形势和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共没有通过制定标准的兵役制度进行征兵,而是通过宣传动员招募新兵,发展人民武装和地方武装,建立各种游击队、义勇军等,扩大共产党领导军队的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动员参军的青壮年共约3万多人。当然这种快速的扩军难免会出现只管凑数,不顾质量,有的就是直接收编某些地主联庄、土匪等游杂武装。所以在1939年初,在大量扩军基本结束后,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集中整军。通过集中整治,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之后,八路军的征兵也不再是粗放式的了。学者萨苏发现,日军曾对八路军的征兵有过研究,他们认为八路军征兵靠的不是简单的宣传,而是有一套完整的征兵宣传体系。八路军首先是向老百姓宣传爱国、抗日的道理,从中挑选勇敢者,然后让他们在战场外围体会战争的残酷(日军称为“听枪声”),之后,让他们参与抬伤员等工作,懂得服从命令,强调组织性、纪律性,最后再让他们摸枪、打仗,从而真正成为军事和政治素质强、有荣誉感的战士。在日军斋藤邦雄的回忆录中,他记录了这样一句话:他的中国朋友对他说,中国有句俗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现在好男都去当兵了,将来的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


供给部“清家底卖破烂”

1940年,八路军扩大了10倍,达到40多万人。兵员虽越来越多,但大部分是以独立团、军分区、武工队的名义,八路军的正式编制依旧是3个师的番号,国民政府也只对原协议中的4.5万人发饷。而到1940年10月,这4.5万人的军饷也被国民党切断了。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的战略方针,把经济建设列为全面抗战路线的重要内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判断:“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怎么办呢?不饿死不解散就得要生产。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应。”


抗日根据地的模范大娘在大会上报告自己的光荣事迹


抗战初期,八路军军需供应的来源,有时还通过没收汉奸的财产、缴获日伪军的装备和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等补充供给。出师华北抗战之初,正是日军疯狂南进、企图攻占太原,危及阎锡山老窝的安全之时,八路军北上抗日对解除他的危难有利,所以阎下令打开太原的军械仓库,为路经太原的八路军补充一些弹药。炮兵团长武亭在领到炮弹后乐呵呵地说:“一年前阎锡山阻止红军东渡黄河打日本,我们缴获了他的太原造大炮,但一直没有炮弹,这回可该让大炮吃顿饱饭了!”


当时,陕甘宁边区部队生活相当艰苦,每人每天只有1斤小米或杂粮,要靠挖野菜充饥,一年当中最多只能吃一两次肉。庞大的军队经费支出,压得供给部喘不过气来,最后被迫“清家底卖破烂”应付急用。一次,供给部将值点钱的几匹老牲口和几辆不能用的大车,统统卖掉后得现款数百元,才解决了急需解决的问题,包括花300元买了一批通信器材。对此,人们议论纷纷:“不发菜金倒有钱买器材!”部队意见大了,甚至惊动了毛泽东。在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时,毛泽东说:“有人说供给部有钱不发,这不符合事实。他们最近卖了一点破烂搞了点钱,买通信器材就用了三分之一,这个钱用得对。没有菜金我们可以不吃菜,可没有通信器材,中央军委就不能工作了。”毛的这一席话才算把那些人的嘴封住。


为了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供给部想到了创办实业。比如开办骡马店。第一个骡马店,每天约能赚20多元,利虽不大,但天天有钱进账。后来逐步在边区开了20多个店,生意越做越红火。骡马店的收入,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供给部的财政来源。后来为了加强领导,又把骡马店、交通与兵站三家合一,统称兵站,对整个边区的经济,特别是通邮起了很大的作用。


供给部还会通过一些贩运贸易筹集军饷,比如贩卖食盐。盐池离延安有200多公里,运到延安出售至少是3倍的利润。按当时的政策,向西安、山西国统区运盐是“资敌”行为。但销盐可以换回药品、通信器材等急缺物资。打破禁运互换有无,对瓦解敌人的封锁有利,而“禁运”其实也是“禁”了自己。1938年4月,贩盐问题被提交中央财经部专门讨论,得到李富春的肯定,毛泽东也完全同意贩卖食盐的意见。盐业发展起来后,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成立盐业公司。盐业对边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彭总见着吃肉就要骂娘”

根据地在经济上除了“开源”,还非常注重“节流”。一方面,精兵简政,另一方面就是厉行节约。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后中)和聂荣臻(后右)、罗瑞卿(后左)、朱德(前右)、吕正操(前左)在山西合影


彭德怀当时负责八路军的经费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他对于开支预算的审查非常严格,除作战经费和涉及群众利益的赔偿费可以宽打一些外,其他经费都抠得很细,特别是对特支费、招待费要求更为严格。他曾多次告诫所属部队,领导同志下去碰上什么吃什么,一律不准搞招待。据曾任八路军后勤保障工作的周文龙回忆,有一天,彭总到供给部驻地正赶上吃午饭,同志们想给他做几个菜,彭总知道后立即制止了。他走进伙房,掀开锅盖,顺手抓起两个山药蛋和几片南瓜,边吃边说:“真香啊!”大家觉得过意不去,便又商量:“只炒一盘鸡蛋,行吗?”彭总听了,先摆摆手,后又拍着肚子说:“不用了,这南瓜就蛮好,你们看我都吃饱了。”在彭总的影响下,各级干部都十分注意节俭,到部队后都不让下面招待,坚持同战士同甘共苦。


彭德怀的厉行节约其实是有原则的。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谁不想吃口肉?刘伯承、邓小平曾用自己的津贴做了四川菜,请彭德怀过来品尝,他就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还有一次,陈赓等人实在是馋了,旅里几个干部凑钱买了一些猪肉。听说彭德怀就在附近,但这几个干部怕挨骂,谁也不敢去叫他来吃。而就在他们把肉煮熟吃兴正浓的时候,彭德怀到了,众人正不知所措时,他幽默地指着陈赓说:“好啊,你陈赓吃肉也不叫我老彭啊!”一下子把这紧张的气氛给缓和了。陈赓边吃边笑着说:“有众人为证,我们都想去喊你来吃肉,但有人说,彭总见着吃肉就要骂娘,我们怕你骂娘啊!”彭德怀拿起筷子哈哈大笑:“谁说我彭德怀不晓得肉好吃啊?”说着,大口吃起肉来。不过,这次凑份子的活动结束后,彭德怀对在场的人说,即使是自己掏腰包,这种打牙祭的事儿也不能多干,因为这样会使人迷上吃喝。他常常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属:“谁个不愿意吃好的呢,问题是还有人在饿饭,在吃糠!问题是群众是否都有好吃的了?”


多缴公粮等于多杀敌人

2012年,山西娄烦县在普查当地革命遗址时,在一间破窑洞的灶膛里发现一卷麻纸,拿出来仔细一翻,原来是抗战时期马家庄乡道人沟村的公粮簿。蝇头小楷,记录着全村向当地抗日政权缴纳公粮的详细数目。除了公粮簿,还有一些八路军在特殊情况下向老乡打欠条借粮借物的记录。有的写着借马匹,有的写着借粮食,其中一张写着“借择石村周模旦谷儿1担,民国三十年秋”。


2014年4月12日,山西太原市娄烦县人武部派人把3袋面粉、两袋大米、一桶油和2000元现金,交到周模旦的后人周区贵、周诚贵兄弟俩手中。周诚贵回忆说,当年周家10口人在村里包坡、垦山,种着40亩地,一年能打万把斤粮食。当时一个人一年200斤口粮,八路军打鬼子,找百姓借粮,他爷爷马上借给八路军一担粮,相当于1个人半年的口粮。据了解,八年抗战中,当时只有4万人口的娄烦县就有8000人参军抗日,每年上缴口粮300多万斤给八路军和抗日地方政府。


在抗日敌后战场,军政人员的粮食供给是抗日根据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征收公粮,是为了“确保抗战食粮之供给”。1937年8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做出了《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要求进行最广泛的群众性的政治动员,“应由党员做榜样,鼓励民众缴公粮。应以‘多缴一升救国公粮,就是在前线上多杀一个敌人’来鼓励群众,使一般民众认识多缴公粮即是多助国家、多杀敌人的光荣事情”。


为了解决前线的供给,八路军前线各部队除担负作战任务外,均抽出部分人员组成工作团,分散到各地征收爱国公粮,在“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拥护抗日军队战胜日寇”等口号下,很快就征收、筹措了一批批粮款,对克服当时困难,保障部队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开明绅士们也懂得了“国将不保,家何能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主动捐粮、捐款。随着战事的进行,从1939年开始,根据地加大了筹粮筹饷的力度。仅粮食一项,就有征粮、购粮、借粮三种形式。其中,政府购粮是以稍低于市场价进行的,而政府借粮是要到来年才能支付本息( 通常以实物形式进行偿还或者直接减扣第二年的应缴救国公粮数额)。

“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军开始对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也开始实行防共、限共政策并在1940年后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这样便使根据地的财政收入锐减,而陕甘宁等根据地又屡屡发生自然灾害,多个地区粮食歉收。1939 年7 月至1940 年间,日寇先后两次掘开滏阳河、运河、沱沱河及漳河堤岸,使冀南30 多个县一百多万亩良田受淹。从1941 年到1943 年,晋西北、冀南、冀西、豫北地区旱灾严重,赤地千里,禾苗不生,有些地区还出现了蝗灾。当时仅太行区灾民就达35 万多人,加上从敌占区逃来的10 多万灾民,多达50 余万。1940年到1942年期间,是根据地经济财政最困难的时期,粮食和物资奇缺。据周文龙回忆,当时在冀中,部队每人每天0.13元的菜金,只能买半斤土豆;在晋冀豫,战士每月1.5元的津贴买不到10 支香烟;在晋绥,标准规定5钱油、5钱盐,实际上只能吃到各2钱;连原来物质条件较好的山东,在最困难的时候,指战员也常常以糠、地瓜蔓、树叶、草籽充饥。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各个抗日根据地里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就是这样一锄锄地把荒地开垦出来,播种粮食,渡过难关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在这种形势下,大生产运动率先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展开。1941年初,王震率359旅开赴南泥湾军垦屯田,使“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开荒976,224亩,耕地总面积达到1338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81万石,从而逐步摆脱了困难局面。


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首《游击队之歌》的歌词反映了敌后抗日军民必胜的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但事实上,并不是每次夺取日军武器的行动都能如愿以偿,有时甚至要付出惨重的牺牲。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靠战场缴获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37年11月,八路军总部做出“除了每个师外,各旅、各团,每个支队以及地方政府和自卫队都要招募技术工人,开办修械所和炸药厂(制造地雷和手榴弹)”的决定。1938年5月21日,朱德、彭德怀又向各部发出“要有计划创建军事工业”的号召。此后,八路军各部在招募技术工人和缴获日军小型机具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8个修械所。但是,这些修械所驻地分散,规模较小,设备简陋,不能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0年,《晋察冀画报》摄影师杨国治拍摄的抗日根据地军械厂在制造武器的场景


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大后方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又一方面,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1939年6月,总部组建了军事工业部,统一领导军工生产。到1940年底,在收编、整顿各修械所的基础上,先后兴建了4个步枪修造所(军工部一、二、三、四所),1个炸弹厂(柳沟铁厂),1个复装子弹厂(下赤峪复装枪弹厂),1个试验所,共有职工2566人。这批军火工厂的建立,为百团大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武器支持。


对于军工部的组建,中央军委极为重视,先后从抗日军政大学、总部机关、各部队和地方政府抽调了1000多名技术干部和工人支援军工建设,仅当年7月初即从陕甘宁边区抽调了300余名技术干部和工人组成“工兵营”,并从延安、西安运来一批较好的机器和器材。针对当时日益紧张的形势,朱德等领导人提出,为避免敌人的破坏,总部修械所应搬迁至更为隐蔽安全的地方,并创建长久的、稳固的军火生产基地。最后由左权选中武乡、黎城、辽县交界的黄崖洞。经过不到半年时间的艰苦奋斗,一个初具规模的兵工厂巍然屹立于黄崖洞,代号“八路军总部流动工作团”。1939年7月,日军发动了对晋东南根据地大规模围攻,直至逼近榆社地区。受到严重威胁的军工部和总部修械所只好提前向黄崖洞新址搬迁。1940年春天,第一批步枪自黄崖洞兵工厂“诞生”时,正值朱德总司令55岁诞辰,工厂便把这种步枪叫作“五五步枪”。此时,兵工厂拥有机器设备约40多件,职工近700人,被朱德美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1940年10月,有一股日军直奔兵工厂西北的左会垭口而来。左权立即指示兵工厂掩埋机器、工具和材料,大部分工人撤退到山顶,留下由部分工人组织起来的自卫队和特务团小分队同敌人周旋,竭力守住山口。这次战斗,日军无功而返。此后,黄崖洞兵工厂的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除生产八一式步枪外,还自行研制生产五〇炮及其炮弹。1940年,日军加紧了对黄崖洞地区的“扫荡”,对其周围的上、下赤峪和槐树坪、南山、北山等村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1941年春夏,日军又两次对黄崖洞兵工厂进行试探性进攻,由于当地军民的袭扰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的严密防守,敌人再次草草收兵。


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军工部所属各厂共修枪数万支,造枪9758支,生产掷弹筒2500具,迫击炮改平射炮数十门,复装和新制子弹223万余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19.8万余个,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弹3.8万余发。八路军自己生产的武器已经成为与日军作战的基本装备。


各根据地除办兵工厂外,还根据中央“各区要建立自己的军需工业解决自己的需要”的指示,办起了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毛巾厂、肥皂牙粉厂等。这些军需工厂千方百计克服原料不足和其他方面的困难,生产出大量军需品,源源不断地供给前方,对我军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资料:郑立柱《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刘振修《八路军办实业创收》;张安山《抗战初期八路军提升战斗力的举措》;田雨欣《浅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征粮问题》;周文龙《忆八路军的后勤工作》;汪洪斌《八路军“兵工之父”左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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