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查饭店门童到出租汽车大王 ——周祥生创建祥生出租汽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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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7-15 13: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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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的黄浦路15号,坐落着上海开埠以来第一家豪华西式饭店———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随着20171231日的跨年钟声响起,它正式“谢客”进入装修环节。这里曾是远东地区的著名饭店之一,科学伟人爱因斯坦、喜剧巨匠卓别林、著名哲学家罗素、著名作家斯诺等均于此住宿并进行交际活动,为饭店染上了超一流的文化品位。然而,人们可能不知道礼查饭店最传奇的故事却发生在一个门童身上,他就是后来成了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出租汽车大王,并因此成了“祥生”出租车公司老祖宗的周祥生。


礼查饭店侍应生劝架获意外之财

 

1895916日,浙江定海县南门外周家塘的一户农民家庭降临了一个男孩,以耕田为生的父亲周贵世遂取“锡杖撬开地狱门”之意给他起名为锡杖,小名阿祥。1907年,13岁的阿祥挟着一只包袱、一把雨伞离乡背井来到上海投奔在礼查饭店餐厅部当领班的姑丈许廷佐。当年又矮又瘦的锡杖捧的第一只饭碗是在葡萄牙人家当童工、做杂差;第二年到石牌楼一家小饭店做杂工;第三年又到法国侨民开设的日南楼饭店当学徒。18岁那年进入姑父许廷佐供职的礼查饭店当侍应生。1915年,许廷佐与同事发生激烈争吵,被报纸登了出来,外国老板认为影响饭店声誉,便将许廷佐辞退了。并殃及阿祥也被停了生意,他又到卡尔登咖啡馆打工。1916年,许廷佐集资开设新礼查饭店,便把阿祥召回来仍当侍应生。由于阿祥踏实肯干且聪明机灵,不久就被升任为领班。礼查饭店进出的大多是洋人,聪明的阿祥借此学得了一口洋泾浜英语。当年礼查饭店对面转角处有个出租汽车“锚地”,那些阔佬豪客酒足饭饱后站起身来,刚准备出门叫车,机灵麻利的阿祥就赶紧奔出去把车给叫来了。顾客能够不用自己过马路就可以坐到出租车,自然很高兴,而车老板和司机更是高兴,因为他们不用费口舌便可拉到生意。日子久了,阿祥与在那里停歇候客的车老板和司机也成了“哥儿们”。

 

一天,阿祥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两个黄包车工人正在路边面红耳赤地吵架,便好奇地去观看,原来两人正为拾得一个沉甸甸的皮包而争吵不休,彼此都说是自己先看到的,并扬言要到巡捕房去解决。阿祥见状赶紧过去朝他们摆摆手,说:“你们快别吵了,要是把红头阿三(指印度巡捕)引过来,东西被充公,还要挨打,何苦呢?”他又往前凑了凑,悄悄在他俩耳边说:“这里就你们两个人,有话好商量,不妨先看看皮包里有些什么?”两个黄包车夫觉得他说得有理。便一起打开了皮包。一看,里面除了随身应用杂物外还有一叠叠扎紧的卢布。两人高兴极了,为感谢阿祥的提醒,黄包车夫便将卢布分成三份,硬塞给阿祥一份。阿祥推辞不掉,就收下了。之后,他将分得的卢布兑到了500块大洋,存入银行生息。

 

1919年底,阿祥与许廷佐的妻舅阿根发生争执,许母非要将阿祥撵走不可,许廷佐不得已将阿祥辞退。年少气盛的阿祥不甘于寄人篱下,决心自谋出路。

投身出租车行 自任经理

 

离开礼查饭店后,阿祥想到了出租车行当,觉得不如弄辆车做生意。于是,他来到英商中央汽车公司想买一辆汽车,一问,一辆日产黑龙江牌旧篷车也要900块大洋,不过可以分期付款,但首付不得少于600块。阿祥手里只有500块,还缺整整100块呢,怎么办?幸好岳母帮他从米店借来100块,凑足600块,以分期付款方式买进了平生第一辆汽车,借密勒路(今峨嵋路)一家马车行权作停车场。阿祥不会驾车,便雇了司机徐阿弟合作,一个开车,一个揽客兼摇引擎。阿祥的旧篷车,有一定身份地位的顾客根本不坐,于是他就去码头、火车站和一些不起眼的饭店、戏院、赌场等地兜圈子或停靠候客,用从礼查饭店学来的洋泾浜英语去招揽外国水手士兵。阿祥开业之时,恰逢圣诞节,他有个在江湾跑马厅工作的邻居送他一些赠券,他便把赠券分送给坐车的客人,博得了客人的好感。以后,这些客人就常坐他的车,还为他介绍别的客人,所以阿祥的出租车生意还算不错,短短两个月就还清了购车债务,并且通过自己良好的信誉又从中央汽车公司赊得美制新车,不到三个月又悉数还账。

 

他的堂弟周锡庆见阿祥干这行获利丰厚,便凑集了1000块钱和阿祥合伙,又购进了一辆旧车。有了三辆车,阿祥就打算自己开一个车行。响亮的行名是车行生意好坏的基础,而且这块招牌还必须适应上海十里洋场的环境,因此要带点儿洋味才好。阿祥便向周围一些熟悉的外国朋友讨教,其中一位外国朋友说:“那就叫Johnson吧”。从吉利及雅俗共赏出发,中文名字写作“祥生”。从此,阿祥的大名周锡杖也改为周祥生,后来,周祥生在沪甬两地声名鹊起,原名周锡杖反而不为人知了。

 

祥生车行行址设在鸭绿江路,周祥生自任经理。1923年,周祥生决定把车行移到当时外轮码头和酒吧较为集中的武昌路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口,他在那里租了一间店面,首次亮出了“祥生汽车行”的招牌。堂弟周锡庆因行名只用了祥生一人的名字而不悦,便于次年以2000元的价格将股权转让给了吴筱福和吴阿五两人。周祥生笃信“车行靠顾客”的经营理念,他当上经理后,立即定下了“乘车便利、时间经济、随叫随到、毫不迟疑”的营业守则,受到顾客的欢迎,用祥生车行汽车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生意日益兴隆。至该年底,祥生车行的汽车增至5辆,并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设立了第一个分行。

 

周祥生以滚雪球的方式分期付款购进汽车,不断扩大车行的规模。1929年,吴筱福和吴阿五拆股退出,车行遂由周祥生独资经营。其时,祥生车行已经拥有两处分行和20辆汽车,其中8辆是新西车行业主钱文豪因病无力经营存在他处的。在当时规模均很小的华商汽车行业中祥生车行开始崭露头角,逐渐声誉鹊起,周祥生也成为华商出租汽车行业中的头面人物。

 

1931年,是周祥生创业中起飞的一年。一天,他的朋友、熟悉外汇行情的新顺记五金号副经理李宾臣匆匆跑来对他说:“我估摸国内银元对美元的比价,美元汇价将看涨。你如果有所打算,我愿提供3万银元助你扩大车行业务。”周祥生一听,便说:“好啊!那我就到通用汽车公司定购一批车子吧!”祥生得银后用100银元兑45.5美元的比价向花旗银行兑换美元,用以订购了4批雪佛兰轿车,共400辆。两个月后,100银元兑换美元的比价直线下降至24美元,车辆还未到货,车价无形中已涨了将近一倍。周祥生除自留200多辆外,将其余车辆全部脱手,就此一笔生意,祥生公司的全部车辆,几乎等于白赚了。由于这笔买卖交易量大,使周祥生的声誉也随之上升了不少。当年11月,他决定改祥生汽车行为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并发起招募新股,额定股金10万元,他本人的车辆和行基折为股金6.5万元,李宾臣等人股金为3.5万元。1932年元旦,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总公司设在今北京东路西藏中路的一幢大楼里。

神奇的“40000”号享誉上海滩

 

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租汽车公司的经营方式主要采用电话叫车、上门叫车和预约订车三种方式。随着电信业的发展,上海滩装有电话的人家多了起来,电话叫车,不仅方便,更成为一种时尚。为了便于揽客,各家出租公司纷纷在电话号码上做起了文章。周祥生当然知道电话号码的有无特色对公司在竞争中的地位和业务发展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为了得到一个不同凡响的号码,周祥生开始大打“感情牌”,他不断用请客送礼、赠送乘车优惠券、免费接送等方法,拉拢电话公司的英国人及华籍高级职员,还好几次包下了整座大酒楼宴请电话公司全体人员。恰好,祥生公司的内务处主任张开勋与电话公司的营业部主任索雷和管理号码的机务处处长、工程师威尔金森有旧,也可以借此疏通关系。周祥生的“感情牌”没有出错。那年邻近岁末的一天,索雷告诉周祥生,电话公司的机器正要改装,可以考虑给他一个40000号码,不过现在还不能算数。周祥生心中不由一喜,觉得这个号码简明易记,真的不错。为了避免煮熟的鸭子飞走,他一出电话公司,立马就到天潼路一家印刷厂,请他们印了2000张有40000电话广告的日历牌。几天后,周祥生拿着日历牌样张走进了索雷的办公室。索雷顿时愣住了,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这件事还没有肯定吗?你怎么已经印了广告?”周祥生说:“实不相瞒,我已经发出去了。”索雷见木已成舟,也只好默认了。

 

精明如周祥生恐怕也断断不会想到这40000的号码不但好记,而且居然与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四亿即四万万人暗合,以致后来,当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在国内兴起时,40000之数给祥生公司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我们中国人,应坐华商车”,成了上海滩鼓舞人心的口号,大大提高了祥生公司的营业额。周祥生干脆把文章做足。在每一辆穿梭于上海大街小巷的祥生专用墨绿色雪佛兰车的车头上都钉着圆形的白底蓝圈的铜牌标志,车厢三侧则漆着醒目的电话“40000”,车尾部也喷有祥生公司标志和40000号码,甚至司机的号衣、帽子也不例外。乘客平时乘坐祥生的出租车,会被赠予印有一部汽车和“40000”号码以及爱国广告语的青绿色饭碗;年底时,祥生车行则到处分送日历,日历底板上当然也是“40000”和爱国广告语。其他的广告也想方设法做足。那时,上海市中心的主要马路上处处可见“4”字带四个大圆圈的霓虹灯广告牌。上海滩上“祥生40000”随处可见,在饮食游乐场所更是触目皆是。周祥生还利用报纸、电台进行宣传。如《新闻报》头版的刊头下面,就长期登载祥生公司的广告,电话簿的封面和书脊上也有显眼的祥生广告。为了进一步扩大这个电话号码的影响,周祥生在细节上也动足了脑筋。当时的电话机通常是挂在墙上使用的,当电话铃响时,拿起听筒碰到不是找自己的,便叫人来接听,可苦于听筒无处搁放,只能悬空吊着,一不小心还会挂断电话,很不方便。周祥生抓住这个不引人注意的机会,请人设计制作了一种小巧的金属搁架,架子上冲压着祥生公司的红色J标记和40000号码,派人到戏院、酒楼、舞厅、饭店、电影院等热闹场所免费安装,深受欢迎。旋即他又派了十来个人走访一般电话用户,只要人家愿意,立即上门免费安装,居然大受民众欢迎。前后共安装了数万只电话,遍及全市。祥生公司出钱又出力,却分文不取,但此举收益大大高于支出,叫车的人只要一走近电话机,就会看到醒目的40000号,大批生意不知不觉便落到了祥生公司的手上。尝到了甜头的周祥生又利用这个电话号码在总机上开办了问讯服务,客户只要拨一下40000,就可以询问到有关天气和火车、轮船的始发时间等等好多种问题。一些问询者在问了车船时间后,往往随即要求租车,自然又为祥生公司招来了许多生意。

 

周祥生深知:光有了个得天独厚的号码只是成功的第一步,关键还得创立自己的服务品牌,他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当时出租车最主要的营业方式是接受乘客的电话叫车,由公司调度室负责调度。祥生公司的调度室日夜三班工作,每班4人,团团围坐在一个方形接线台边,每人负责5条线路。祥生调度室起先设在虹口武昌路,因常常进水断线,后移至北四川路武昌路电话公司内的一间房子里。调度室每隔一个小时听取一次各分行的停车情况报告,随时了解客流和全部车辆的运行情况。在服务站点的设置上,周祥生也动了不少脑筋。他坐车在市区观察,看哪里的客流量大便在哪里设置一个分行,最后在全市共设立了22个分行,设在北京路800号的总行则负责掌控全市的车辆运行情况,另外还有委托代叫点50多处,如委托一些烟纸店代客人叫车,公司给予佣金等。一旦有顾客电话叫车,总调度马上指令最近的分行出车,一般几分钟内就可到达指定地点。这样既节省了空放车辆的汽油,又缩短了乘客的等候时间。公司规定调度员接电话时必须语气亲切,态度热情,绝对不许说“车子没有”之类的生硬话,否则“卷铺盖走人”。即使是从别的车行借车,也都会令顾客满意,让顾客感受到找祥生车行是最可靠的。

 

周祥生规定,如有顾客需要半夜用车,必须及时派车上门,决不能让乘客等候时间过长,如果客人有要求,还可以提前叫醒他。调度员随时做好各种记录,遇有差错,可以立即从记录中找出责任者。调度室是经理每天必到的重点检查部门,如发现车辆放出而客人已走的情况,经理一定要追查原因,探究出是否听电话有误,还是态度不好,或者调度不准确。

 

派车到现场揽客也是当时一种重要的营业方式。祥生公司要求调度室必须密切注意全市发生的重大事件,熟悉一些主要活动场所的规律。在剧场、电影院散场、体育比赛结束或是舞厅、夜总会关门等时间段,调度室会及时派出车辆到有关地段接客,所以当顾客蜂拥而出时,不失时机在门口候客的,总是祥生汽车。每有火车进站,轮船靠港,调度室就会从一些次要的分站调出车来,停候在北站的祥生出租车通常有近百辆。调度室还与医院等一些老顾客建立了专门的联系,并按其所在地区编了号码,记录在册。他们来电话要车,不必再报地址,只要报出编号就行,既简单又省事。对于一些老顾客,公司采用月底结账一次收款的办法。至于客人上公司叫车,司机必须立即出行,随叫随走,不得耽搁。

 

祥生公司的司机有两条最基本的职责,一是热情待客,二是保养好车辆。无论何时何地,驾驶员都要动作轻捷地下车为乘客打开车门,帮助年老体弱者安放好行李。视乘客为衣食父母的周祥生对司机管理很严,他在每个分站都配备了打字钟,司机出车时须将填好的出车卡塞进钟座打上出车时间,回站时再打上回站时间。司机回车途中不许搭客,只能替客人带讯回站,由站里另行派车。公司车务处经常派人外出巡查,遇到刚下车的乘客便上前征求意见,以此作为考核司机的内容之一,老板周祥生也会进行突然抽查。为了检查员工是否能认真执行规定,周祥生经常在外边装作顾客打电话进来,并故意同时向祥生、云飞、泰来等车行要求派车,假如发现先到的不是祥生车子,回公司后就要查究原因。周祥生还会等在路口,观察被红灯拦住的祥生出租车是否按照规定关掉了油门。

 

祥生公司还规定,司机如果发现顾客遗失在车里的物品一定要上缴,如是贵重物品还会给司机一定的奖励,如隐匿不报会受到严厉的处分,甚至被开除。这样一来,乘客坐祥生出租车就有了一种安全感,万一有东西遗忘在车内,一个电话就能把东西找回来,在社会上留下了很好的口碑。难能可贵的是,生意越做越大的周祥生并未就此做起大老板,忘乎所以地到处显摆,相反,他会经常亲自去车站码头实地指导检查。在那些地方,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位穿长衫的中年人在殷勤招呼,奔前跑后,只见他忙着搬行李、开车门,礼貌十足。乘客起初以为此人是“小黄牛”,后来一问司机,才知道原来是祥生的“大老板”。

 

在周祥生的苦心经营下,40000号很快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连当时的老电影里都能看见40000号的踪影。

成为上海滩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

 

上海出租车的历史并不长,从清末有外国商人到上海试办汽车出租以来,洋商车行就一直占据着这个行业的统治地位。19293月,美商云飞公司联合了一批洋商车行发起组织了“华洋出租汽车联合会”,推荐周祥生为董事,会址设在云飞车行内。表面上,联合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团结同行”,实质上是想通过控制周祥生而使所有华商车行俯首就范。联合会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各车行向洋商车行看齐统一提高车价,周祥生自然看得出他们的醉翁之意,他马上针锋相对,力陈华洋车行经营方式不同、服务对象不同、管理体制不同,车价无须统一的理由,获得华商车行同业的支持,遂一致反对联合会的提议,挫败了洋商车行的阴谋。翌年春,上海市社会局通知各华商车行说,按照实业部规定,须组织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业公会,洋商车行不得参加。这年5月,同业公会成立,35岁的周祥生被推举为会长,原来的华商联合会解散。也就在这一年,祥生公司总办事处迁至北京路800号(即今天的北京东路800816号)。

 

洋商车行自然不甘心失败,华洋车行之间的斗争集中表现在祥生公司与美商云飞公司两家,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和互相搏杀有越演越烈之势。云飞公司先是在暗角落里施放冷箭。有一段时间,祥生公司接二连三接到心急火燎的叫车电话,许多电话是在半夜,调度派车过去却找不到雇车人,甚至根本就没有电话中所说的电话号码,致使祥生汽车空放一趟。后来,才知道是洋商云飞公司的恶作剧。当祥生公司发生劳资纠纷时,洋商就会乘机挑拨离间,推波助澜。如1934年祥生公司的工人两次罢工,洋商一边隔岸观火,幸灾乐祸,一边假惺惺地给工人送去大米,以示“慰问”。有两名工人被祥生解雇了,云飞公司又马上慨然接纳,可见其险恶用意。周祥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每遇云飞发生罢工事件,周祥生也极表关怀,派人去“协助调解”,表面偏向云飞资方,暗中却鼓动工人提条件,以增加云飞经营上的困难。

 

从实力上看,祥生出租车不仅比云飞的福特牌汽车更新更好,而且拥有的270辆雪佛兰在数量上也已超过云飞的200辆。上海早期出租汽车公司的经营范围都集中在西区的高档住宅区,随着上海城市道路的改善,上海华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用车的华人逐渐成为主要乘客,目光敏锐的周祥生及时将营业的重点转向不断扩大的市区。相比之下,云飞公司的站点少,而其总行也已从原先的环龙路(南昌路)迁至地偏人稀的大西路(今延安西路),车辆往返徒费汽油。而且云飞虽有四、五处分行,总不敌祥生公司地处北京路闹市,东西南北调度自如。而且,云飞车辆数量没有祥生多,出车时间自然要比总行位于市中心的祥生长,许多生意活生生地被祥生抢了去。同时,云飞的电话号码“30189”虽有特色,但却远逊于祥生的40000,加之20世纪30年代国民爱国热情高涨,抵制洋货热潮纷起,洋商的出租车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冷落。这一切使云飞在与祥生的明争暗斗中逐渐败下阵来,从此一蹶不振。“八·一三”事变后,云飞业主戈尔特不得不把公司一百数十辆车及行基全部盘了出去,自己灰溜溜地回国去了。

 

商场如战场,祥生公司在商场上的角逐者,除了洋商,自然还有不少是国内的同行,其中也免不了刀光剑影,硝烟弥漫。周祥生与华商同业间最大最尖锐的一次竞争是夺取北站的营业权。北火车站是上海主要门户,南来北往的旅客络绎不绝,历来被上海各车行视作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1932年,承包北站汽车生意的利利、黄色两家车行与路警发生冲突,利利车行老板李松泉被派出所拘押。李老板为此大怒,获释后联合黄色车行将全部车辆撤出,以罢工相要挟,彼此相持不下。对北站的营业权觊觎已久的周祥生碰到如此良机岂肯轻易放过,仗着自己和上海铁路局新任局长黄伯樵有过一面之交,便主动前去提出想承包北站的汽车营业权。黄伯樵正好因此下台阶,便一口应承了祥生公司的要求,紧接着,便将利利和黄色两家车行逐出,同时,取消了与这两家车行签订过的合约,而以更为优越的条件与祥生公司签订了合同。从此,别家车行的出租车只能在北站外围揽客,祥生公司的汽车却可以破例直接开上月台送客接客,乘火车来去的人图方便,上下也都坐祥生的车了。铁路局还造了可以存放300辆汽车的房子租给祥生公司,并下令严禁铁路人员白坐出租车。周祥生还别出心裁地在铁路局空地上砌了一个水泥高墩,上面高树“祥生”两个大字和耀眼夺目的40000号码。他还在迎向火车站出口的那堵墙上,涂刷了祥生公司的两幅大标语:“服务社会”、“便利交通”。南来北往的旅客一踏进上海,一眼就看见祥生的大招牌和标语,而停车场上则停满了一辆接一辆的墨绿色祥生出租汽车。所有的乘客几乎不用考虑,就会直奔祥生汽车而去。

周祥生故居

为了在上海滩站住脚跟,周祥生又辗转托人,投帖拜了青帮头子杜月笙为先生,并参加了杜月笙组织的恒社。以后,每逢过年过节,周祥生都要送上一份厚礼给杜月笙,遇到杜家有婚娶喜庆,祥生公司还包下了一切迎送事宜,有时甚至停止整个公司的营业,把全部车辆调去接送宾客。这样做虽然损失了生意,但由此也使周祥生得以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对其事业的发展不无裨益。至1936年,祥生公司已拥有资本总额50万,职工637名,其中司机人数达362名,成为上海滩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周祥生也被誉为上海出租汽车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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