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 |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忧乐观”之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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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04-28 04: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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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千古传颂的《岳阳楼记》,深切地表达了范仲淹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呈现出的胸襟抱负,早已成为历代文人士子安身立命的精神动力,这一忧乐思想也是范仲淹一生言行最精炼的总结


以能建功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几度沉浮,但忧国忧民之心从未因一时的挫折而消减。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范仲淹都心系国运,情牵民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官时,发现每年秋季海水上涨的时候,黄海水汹涌澎湃滚滚而来,泰州、楚州、通州等州县民舍淹没,人畜死亡,土地盐化,百姓无以为生。范仲淹在江淮发运副使张纶的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筑堰捍海,解决了海潮之患,使百姓安居乐业,时人颂曰:“我思范公,水远堤长。” 他在苏州就任后又遇上大雨成灾,大水3个月不退,“民田不得耕”。范仲淹提出了疏浚河道引太湖水入海的治水方案,并亲临一线指挥,仅用了两个多月的工夫,工程便全部顺利完成,从此解除了水灾之患,保障了江南四州农业生产的发展。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策略,泽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


范仲淹的治理才能还体现在军事上。公元1040年,他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针对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即在要害之地构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坚固的防御体系。他推行军事改革,取缔按官职带兵的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精选将帅,大力提拔军队将领,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等一批名将。同时对沿边少数民族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使其安心归宋。这些军事策略,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西北边境得以重获和平。


公元1043年春,宋与西夏议和告成,边境局势稍有缓和,范仲淹奉诏回京,升为参知政事。宋仁宗在天章阁召见他,询问关于国家兴革的大事。范仲淹对当时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于是认真总结其从政28年来的改革思想,提出“十事疏”,这就是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宋史》中记载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这十项改革,都是针对时弊的切实建议,主旨思想是通过廉政达到精兵简政,卸下朝廷背负的沉重政治经济包袱,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宋仁宗对范仲淹所提十项措施非常赞赏,当即颁布全国,付诸实施。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以廉名世


据《宋史·范仲淹传》载,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当时不畏权势、正直磊落在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一种风尚,范仲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曾多次上书陈事,犯颜直谏,直指吏制与贪官。


仁宗二十岁时,“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坚决反对:“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认为这样做混淆了家礼与国礼,损害君主尊严,便上奏要求停止庆寿。公元1035年,范仲淹因在苏州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他看到时任宰相的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呈报给仁宗,并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吕夷简所用之人提出尖锐的批评。范仲淹被贬为饶州知州后,在附近做县令的梅尧臣,写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劝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之外,只管翱翔。范仲淹立即回了一首同题《灵乌赋》,斩钉截铁地表示,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公元1043年,范仲淹在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的十项改革主张,其中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等措施都涉及了官吏的考核和任用。依据新政政策,范仲淹亲自审查各路监司的名册,只要发现不称职者和贪腐之辈,便从名册上一笔勾掉。当时枢密副使富弼见此情景,不无担忧地对他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范仲淹徙知青州,仍对吏治腐败担忧,向朝中上书要求整顿吏治,云“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


范仲淹一生勤于修身,严于律己,公而忘私。按宋朝的规定,大臣临终前要留《遗表》,内容多是向皇帝提出对自己对子女和家人的请求。而范仲淹在《遗表》中,先是谈了自己生平志愿,接着谈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和忧国忧民的忠心,最后他请求皇帝要“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彰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这份600多字的《遗表》,除了谈论国家大事、治国之道外,只字不谈个人和家庭之事。《孟子·尽心上》曰:“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范仲淹的一生不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凝练,更是“忧乐”观最好的诠释。


以德润身


范仲淹做人做官,时刻保持自省自律,时常说“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据记载,范仲淹从入仕至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直至去世,身边未增加一名仆役。他一生奔波各地供职,长期居无定所。到了晚年,其子弟劝他也在洛阳置地修园,“为逸老地”。范仲淹坚决反对:“人苟有道义之乐……况居室乎?”“吾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他担心的不是退闲后有没有地方住,而是国事繁忙退不下来。


范仲淹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文章简练,笔锋犀利,才华横溢,很受人崇拜。他一生给人写了很多碑铭、墓志、序文等,但一律拒收酬金,分文不取。公元1046年,范雍去世,范仲淹给他写了墓志,称赞范雍是“邦之伟人”。范雍的儿子为了表达谢意,给范仲淹送去了非常贵重的礼物,他拒不接受。后来范雍之子又送去了父亲收藏多年的书画珍品,范仲淹仍然拒不接受。这一来范雍的儿子感到很为难,最后范仲淹只好留下了一本很普通的《道德经》。


范仲淹不仅自己节俭,治家也十分严格,要求子孙也要生活俭朴,其“子孙皆守其家法”。据载,儿子范纯仁结婚时,他听说儿媳的嫁妆“以罗绮为帷幔”,愤言曰:“罗绮岂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归吾家,当火于庭!”最后儿媳果然没有把罗绮带来。


范仲淹虽然自己清廉节俭,却乐善好施。他晚年回到了家乡姑苏为官,把所有收入和赏赐都捐献出来,设义田、建义学。在苏州首创“义庄”。一生为官的范仲淹至死身边几乎没有资财,“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而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虽贫穷至此,却为时人爱戴。《宋史》载:“(范仲淹)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数百位羌族部族的首领,“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范仲淹一生才堪大任,德匹其位,道德文章盖世。苏轼称其为“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尤其是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所呈现出的政治理想、家国情怀和价值取向,为后世立下了一座精神丰碑,也理应成为所有为官为政者的价值追求!

作者: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卜宪群


点评

宋以忠厚开国,但如清人赵翼所言:“独于治赃吏最严。”(《廿二史札记·宋初严惩赃吏》)宋代的右文政策与重科举的国策,也激励了士人崇尚名节,讲求礼义廉耻、忠孝气节风尚的形成。严惩赃吏的法治措施与士大夫的儒家文化认同,有力推动了宋代廉政的新发展。


因此,有宋一代不仅出现了诸多在中国历史上名垂千古的廉吏,如包拯、欧阳修、岳飞等,也出现了多姿多彩的廉政思想。他们主张为官重廉,“居官不言廉,廉盖居官者分内事”。(陈襄《州县提纲》卷一)他们主张为官谨慎,“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他们还主张为官勤政,“鸡鸣听政”“家务尽屏”“公而忘私”。(胡太初《昼帘绪论·尽己》)


宋代廉吏中,范仲淹为代表性人物。他既以能建功,又以廉为本,以德润身,集廉能于一体,是我国历史上“六廉”思想的忠实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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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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